「殺馬特」一詞源於英文的smart,指的是中國出生在1990年後,酷愛以歌德風、視覺系的誇張煙燻、穿環或是詭異髮型為打扮的一種青少年次文化,其內含貶抑有點像是台灣的「8+9」。不過你知道這群人背景多是來自於農村,到大城市獨自打拼、認真生活的年輕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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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娛樂、商業本質是其原罪,社會寫實片帶來的視覺震撼與快感證實了資本主義對國家審查的挑逗、對抗與合謀,抓住了草根文化和觀眾之間的聯繫;不但承接台語片的悲情元素,也彌補了台語片類型產業消失後特定社會階層和族群的次文化娛樂,最後轉化為新電影中對本土的迴響、對社會結構的關注與描繪。這個台灣電影史上的黑洞,其實是滿載欲望和求生意志,對台灣電影產業和類型影響極鉅的一段電影血淚史。
從短片《我和我的 T 媽媽》發展成長片《日常對話》,除了人物與對話本身扣人心弦外,對影像捕捉的想像力和完成度極高的剪輯和配樂,都讓《日常對話》從日常裡提煉出罕見的動人力量,讓它既平凡又極不平凡。
從 5 位當代名導的觀點,回憶 5 名二次大戰時期投筆從戎、用鏡頭紀錄並改變二次大戰觀點的前代電影大師,《五人歸來: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說是 Netflix 原創紀錄片系列最新里程碑。
Netflix 在 2016 年終買下2部爭議紀錄片的版權,並已在台灣播映。《搔癢競賽》(Tickled)《鼠患》(Rats),兩部紀錄片帶給你完全不一樣的恐怖體驗。
周浩曾經在一次演講中,形容紀錄片工作者猶如牆頭上的蒼蠅,又像遙遠的上帝,與被拍攝的對象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干預,安靜地、隱形地看待所有事情的發生。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低調到你幾乎看不到、聽不見的瘦小中年男人,連續以《棉花》、《大同》兩部作品,獲得第 51、52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他也因此寫下了金馬獎史上,第一個連莊最佳紀錄片獎項的歷史紀錄。
黃亞歷入圍鹿特丹影展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不僅呈現台灣第一個宣揚超現實主義的詩社「風車詩社」,更追溯文藝風潮、歷史與政治環境,對於超現實主義的史料挖掘,烘托出風車詩社精神。導演在此次專訪,特地說明其對「實驗電影」定義的拒絕,以及詩如何和電影對話,紀錄片如何表現「真實」等問題。
80 年代後,在新浪潮電影之外,商業電影開始出走至香港,而全面開放的電影政策,也使台灣商業電影歷經一段空白期,好萊塢投資的台灣電影《雙瞳》失利,更讓國片陷入黑暗期,紀錄片便從中殺出一片天地,延續國片歷史。直到《海角七號》的票房成功,商業國片才出現一絲轉機⋯⋯
雖然說量化數字有點太低估了紀錄片的影響力,但筆者想強調的是:它點燃了你我心裡面想要做點什麼的熱情。有許多電影圈的朋友對導演楊力州說道:「看了這部電影,讓我重新回想起,我當初為什麼會這麼喜歡電影!」這些話語都深深的感動著他,更堅信「紀錄片」絕對不只可以改變世界,他不只能夠改變你我對於生命的自覺,更讓我們有信心能夠從創作中找到面對困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