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相信「紀錄片」真的可以改變世界！
二年多前，在飄著小雨的台北市，楊力州導演抱著才剛 4 歲大的女兒，站在威秀影城的放映廳外，向每個因邀請而來的好朋友們微笑揮手。影廳外面的下一個樓層，也有另一群等待著上樓的朋友，就在手扶梯旁，湧進來的人潮和互相打招呼的聲音沒有停歇，就像是開了一場小型同學會一般，《拔一條河》紀錄片的試映會讓影廳的商業味道少了許多。
紀錄片《拔一條河》帶動甲仙當地的觀光。
紀錄片的放映，彷彿改變了影廳內流動的空氣。
這場媒體試映會，印象很深的在放映完，一群人停留在影廳門口杵在那裡不肯走，有個激動聲音在空氣中迴盪著：「我一定要辦甲仙小旅行。」這是來自風尚旅行社游智維。「那能否結合當地的書店呢？」我附和著問他。爾後的這兩年，因為紀錄片的感動，在甲仙一共創造了一年 12 團 250 人次的旅遊，多少經濟效益就不贅述。
雖然說量化數字有點太低估了紀錄片的影響力，但我想強調的是：它點燃了你我心裡面想要做點什麼的熱情。
楊力州在 30 歲那年，決定了自己拍紀錄片的人生，爾後因為一場北極之旅，他發現了「活著是最重要的東西」。在 2009 年的 Ted x Taipei 演講中他說道：「一開始做紀錄片的時候，我都沒有想太多，只是想要把紀錄片拍好，這是最重要的。」最初拍了男性的影片：探討為什麼要當兵？這部紀錄片的每一場放映不超過 10 個人。後來拍攝了台灣女人赴日本情色產業工作的紀錄片。而在 2006 年的世足賽期間，他推出了一部關於「踢足球」的紀錄片《奇蹟的夏天》，描寫一群花蓮的小朋友踢足球的故事；而後的《水蜜桃阿嬤》引起許多爭議，讓導演暫時停止拍攝的計畫。
導演楊力州認為自己在做的事，就是把所有事件永永遠遠的記憶下來。
直到一部拍失智症老人的紀錄片《被遺忘的時光》，導演發現：「我一直認為在我鏡頭底下所觀察到的世界是真實的，原來我一直在紀錄的是我的世界的真實。那被攝者的真實又該如何去呈現呢？」真實是什麼？在攝影機前後兩端的我們用何種角度來看待紀錄片？楊力州導演一直問自己，而後他也找到了答案：「我在做的事：是把所有事件永永遠遠的記憶下來。」
今年推出的這部《我們的那時此刻》，是金馬五十那年，時任文化部長的龍應台邀請楊力州導演拍攝《那時此刻》紀錄片的延續，楊力州：「高中時，我只要聽到金馬獎主題曲，就會熱淚盈眶。但我都不知道關我屁事啊！」導演回想起第一次入圍金馬獎時，坐在台下，開場時音樂響起，「我非常明白那音樂是為我而響起的，你知道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坐在那裡不知不覺就淚流了」！
楊力州在金馬五十那年，應邀拍攝了紀錄片《那時此刻》。
因此，他認為這是金馬獎對他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項工作，才有了 2015 年的《那時此刻》和 2016 年的《我們的那時此刻》。
猶記得去年在金馬影展上播放《那時此刻》時，當片尾〈美麗島〉歌聲響起，有一批人一邊跟著唱一邊哭，影像彷彿緩緩的流動在時空的轉換間，撫慰了曾經烙印在這些人身上的時代痕跡；今年在《我們的那時此刻》紀錄片裡，當《我是一片雲》女主角林青霞，演出只要勇敢追求愛情，就會夢想成真的美好，描述了大環境底下女性自主權薄弱的悲涼，影像結束後，趙薇訪談：「小時候覺得瓊瑤的愛情是個夢，長大了發現那個夢根本不存在，再更大了一點之後才明瞭：人需要有夢才能夠走下去。」
無論瓊瑤筆下，那個女孩子的夢想世界是否存在，電影和影像確實在每個年代都真真實實安慰了彼此，而楊力州導演的紀錄片更將這一切都紀錄下來。
導演說：「這部片是拍給你看的。拍給每個影迷看的！」他試圖討論著庶民和台灣電影之間的關係，有點嘲諷因為政治而開啟的電影悲涼史，從金馬獎最初是政策宣導的政績；到第 16 屆金馬獎國際巨星「伊莉莎白·泰勒」參加吸引國際媒體注意；第 33 屆金馬獎中國大陸電影首度納入參賽範圍；第 34 屆金馬獎定位為全球華語影片競賽等等，在鏡頭前呈現的角度是風光，卻隱含許多和政治政策相關連的轉折，都在紀錄片內如同倒帶的歷史一般如實呈現，觀眾也從回憶與感動中找到寄託。
雖然台灣電影史與政治歷程緊密相關，然而過程裡也因為著許多有理想和信念的人士，像是侯孝賢導演、吳念真導演、作家小野⋯⋯，讓金馬回歸應有的高度和態度，鼓舞著有志者堅持的決心。魏德聖導演：「原本我拍《海角七號》，拍兩個月就停了，後來楊德昌導演過世，我在想，他是一位從來不會放棄的人，我在放棄什麼？」這一切過程都在楊力州導演的紀錄下，呈現出電影幕後最真實和感人的一面。
有許多電影圈的朋友說道：「力州，看了這部電影，讓我重新回想起，我當初為什麼會這麼喜歡電影！」這些話語都深深的感動著他，更堅信「紀錄片」絕對不只可以改變世界，他不只能夠改變你我對於生命的自覺，更讓我們有信心能夠從創作中找到面對困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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