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臺灣恐怖驚悚電影蓬勃發展,如《紅衣小女孩》、《粽邪》系列,結合在地文化並為類型片增添諸多驚喜。監製鄒介中提到,其實拍攝恐怖片最需注意的就是「劇組人員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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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鬼橋》在疫情衝擊下的戲院,以將近六千萬的票房回本,《誰是被害者》更在開播48小時內登上Netflix臺灣熱門排行第一。觀眾看劇的樂趣何在?能感同身受的地方又在哪?雖說在製作懸疑推理類型的作品預算有限,但這個框架卻也能讓人激發出更多創意,若要讓觀眾保持注意力,就需從團隊討論、容納多元視角做起,如此才有機會磨出新意。
疫情漸緩,國片也躍躍欲試,今年下半年度將有22部台灣電影接連上映。文化部長李永得今(14)日攜手威秀影城董事長吳明憲,率這22部國片劇組齊聚「國片起飛一起拚」記者會造勢,包括北影新科影帝莫子儀等多位製片、導演、演員皆到場力挺。
在上海電影節舉辦的「票房即將超美國 成為『老大』還差幾件事」論壇上,李安以自己為例:「真正拍第一部商業長片時已經是 36 歲,」他很慶幸自己的「晚熟」,甚至戲稱自己幼稚時期較長。李安強調,「晚熟沒有什麼不好。」
不是不能太聰明,就是矯情地呈現不真實的女強人面貌,台灣戲劇中的女性角色能發揮的空間實在有限。正因為我們缺乏能觸及廣泛題材的好劇本,與夠成熟的職人劇,以至於劇本總是在女性弱與強、好與惡的單薄點上打轉,如此格局,不正反映了我們仍封建保守的本質嗎?
2015年堪稱是台灣類型電影大爆發的一年,如《我的少女時代》《紅衣小女孩》《青田街一號》等,未來國片將會朝向更多元的類型電影發展。但類型電影因為分眾關係,難以全面照顧所有觀眾,這次特邀高雄電影節策展人黃皓傑和《失控謊言》導演樓一安,以及柯汶利、李育丞,共同談論類型電影在台灣的發展性。
80 年代後,在新浪潮電影之外,商業電影開始出走至香港,而全面開放的電影政策,也使台灣商業電影歷經一段空白期,好萊塢投資的台灣電影《雙瞳》失利,更讓國片陷入黑暗期,紀錄片便從中殺出一片天地,延續國片歷史。直到《海角七號》的票房成功,商業國片才出現一絲轉機⋯⋯
1965 年,以健康寫實路線為主的李行看中瓊瑤小說的商業價值,開始執導瓊瑤電影《婉君表妹》,評價與票房的長紅,立刻帶動瓊瑤電影翻拍熱潮,也催生台灣最早的明星經濟。1967 年的《龍門客棧》等武俠片不但本土票房極佳,更銷售海外,屢屢刷新台灣電影票房紀錄,港台武俠片同時進入聲勢極旺的盛世。
國片《五星級魚干女》號稱是號稱是導演林孝謙和柯佳嬿的轉型之作,趣味但不流俗的笑哏連發、日式搞笑電影的動漫風格,和充滿對北投在地歷史的理解;雖然在執行上不能說沒有缺陷,但仍是一部充滿誠意與笑聲的電影。
導演楊力州的紀錄片《我們的那時此刻》爬梳台灣電影史,試圖號召觀眾的集體記憶,但「我們」是誰?他們真能代表銀幕另一端的庶民情感並於片中再現嗎?再現的意義為何?導演是真實呈現某種庶民觀點,亦或只是滿足特定的庶民想像,供作某種情感調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