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擊小聚於 4 月 9 日舉行，邀請到黃皓傑擔任主持人，導演樓一安、柯汶利和李育承（左至右）進行對談。（攝影：曾日進）
翻開 2015 年的國片票房排行榜，堪稱是台灣類型電影大爆發的一年，延續過去青春愛情片的軌跡，《我的少女時代》毫不意外拿下去年國片賣座冠軍，第二名則是得豬哥亮者得天下的賀歲喜劇《大囍臨門》，占據第三的是鎖定輕熟女的愛情電影《追婚日記》，後面還有黑道情義片《角頭》、最特別的兩部恐怖片《屍憶》及《紅衣小女孩》，以及混類型的《青田街一號》，可以想見接下來國片會朝向更多元的類型電影發展。
然而類型電影因為分眾關係，很少能討好全部觀眾，必須從策劃開始，到後續的製作宣傳發行都必須針對目標族群，達到與他們溝通的目的。而這次，重擊邀請到長年擔任高雄電影節策展人，對類型電影頗有心得的黃皓傑擔任主持人；講者則是今年首度挑戰犯罪懸疑片《失控謊言》導演樓一安，去年以《自由人》橫掃國內外大獎的柯汶利，以及以一支愛滋病公益廣告《公開處決》獲得坎城青年導演獎、並在今年以犯罪復仇片入選香港 HAF 創投平台的新銳導演李育丞，共同談論類型電影在台灣的發展性，以及各自對「類型」的看法。
講座一開始，黃皓傑開門見山地拋出大哉問：「何謂『類型電影』？」
提及類型電影的定義，導演樓一安不諱言，台灣所說的「類型電影」幾乎是直接指涉「商業電影」，他以自己 2009 年的作品《一席之地》為例，指出《一席之地》因類型模糊，導致片商難以為電影定位和宣傳，「因此我對『類型』兩字反感，覺得這框架了對於電影和人物的想像。」而電影應只有好看或不好看之分，無需硬要進行分類。
馬來西亞長大的柯汶利則說，他是來台後，才開始學會區分類型、藝術電影，這才知道自己童年時看的好萊塢、港片是娛樂性較高、觀眾無進入門檻的「類型電影」，而「非類型片」較不賣座的原因，柯汶利認為，是因為「不符合觀眾的觀影經驗」，如他的家人看《自由人》也都嫌節奏太慢、看不下去，「不過好電影應當是可以打動群眾的，與類型無關」。
中國電影審查制度是否牽制台灣國片？
另一個國片必然會遇到的問題，即是近年有愈來愈多由台灣導演、中國出資的合拍片，如《重返 20 歲》《落跑吧愛情》《大囍臨門》《刺客聶隱娘》等，黃皓傑便提問，中國審查制度嚴格，規則標準卻常浮動，掌握資金的中國片商是否會間接限制導演的題材方向？
獲得坎城青年導演獎的李育丞，認為毋須將中國市場視為唯一的市場，電影最重要的還是創作本身。（攝影：曾日進）
對此，三位導演不約而同表示：「不需要為了中國，而限制自己創作。」反正審批方向難猜，片商也搞不懂規則，同一部片可能有的片商覺得可以在中國上映，有些覺得不行，「不如就不要想太多，好好把故事說好就好。」李育丞對中國市場的態度則更豁達，「中國也就是世界的其中一個市場，（電影）能進就進，不能進也無所謂，每部片都有自己的命。」李育丞認為，片商或投資方看的還是導演和電影的發展性，這就牽扯到電影的本質是否夠好，「最終還是回到創作本身。」
國片電影產業媒合、製片制度差
黃皓傑也指出，國片市場的另一危機是編劇和導演的媒合制度不完善，導演想要好劇本、編劇也希望劇本由好導演來拍，兩方卻常常找不到對方。同時身兼《失控謊言》編劇和導演的樓一安則說，《失控謊言》原要找其他編劇合作，但因彼此對劇本的命題和風格想像不一致，難以共同合作，「還是傾向自編自導。」
針對樓一安提出的「對故事的想像不同」，柯汶利表示，自己希望能與編劇合作完成作品，但前提是彼此想表達的訊息相同，這樣才是合適夥伴，並希望能與相同的人長期合作、培養默契。而如何取捨劇本呢？柯汶利說，是取決於「看了劇本後，我有沒有被感動？腦袋裡有沒有故事畫面？」
李育丞則笑說「找編劇如同找老婆」，形容找編劇的不易。他也提到，台灣的市場架構確實不利於編劇，很多資源只有導演有，加上台灣導演常集十八般武藝於一身，執導、編劇、攝影都要自己來；但若有完善的製片制度，應能改善很多。
對此，主持人黃皓傑追問，因為台灣的製片制度未臻成熟，使電影市場缺乏用規模經濟的方式對待「拍片」這件事，導致導演必須身兼多職，甚至即將開拍時卻找不到技術人員，或是演員一紅，就立刻出走到中國等，並進而詢問在座導演是否遇過此狀況？
「拍電影真的需要搶人，」樓一安坦言，不只是要等演員時間，也要配合工作人員時間，「台灣專業的電影工作人員，如攝影師、美術、燈光就那幾個，大家都在搶。」不過，樓一安認為，這並非制度問題，「主要應是培養接班人。目前都是這幾個人，也沒有人可以接手。」
主持黃皓傑與樓一安導演已認識許久，兩人的互動非常有趣。
柯汶利也表示，工作人員身兼多職這件事在台灣並不少見，不像國外分工較細，台灣的產業目前就是這樣，「我拍《自由人》時，因經費有限，製片還要負責開車和推軌。」說完，他忍不住大笑。而針對黃皓傑提的演員流失一事，柯汶利認為，只能靠導演培養自己的班底演員，「產生革命情感後，演員就會跟著你了。」如杜琪峰之於任達華和張家輝，蔡明亮之於李康生和陸弈靜。不過，對於演員流失，李育丞則持不同看法，認為台灣演員一出名，就被全華人市場搶奪，並非壞事，「端看台灣要怎麼訓練、運用這些演員。」
台灣還有哪些題材？
講座結尾，黃皓傑提到，甫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十年》反映香港革命，杜琪峰的《樹大招風》講述中國入侵香港的故事，儘管港片產量銳減，內容卻愈漸聚焦在如何反映香港人的心態、香港以後要面對什麼問題；而台灣悲情歷史不少，如日本殖民時代、二二八，時事角度也有移民、移工等種族議題，能開發的題材其實很多。目前國片類型儘管看似多元，但再仔細一看，便會發現幾乎不脫鄉土喜劇，而台灣電影似乎也正開始尋找社會寫實派電影的立足點，將來像《失控謊言》《自由人》等片有可能會愈來愈多嗎？
活動現場吸引不少電影同業前來交流。
針對此問題，樓一安表示，他曾聽過一名從台灣到中國發展的導演說：「中國滿地都是題材，不像台灣什麼都沒有。」但樓一安認為，台灣不是沒題材，只是端看導演有沒有能力發掘、轉化成為電影素材，如他即將上映的《失控謊言》便是取材自社會事件；至於未來他想拍的作品，則是與華隆關廠工人抗爭事件有關，只是必須在單純事件之外加入一些元素，例如在抗爭現場放顆炸彈，以此增加故事元素。而以湯英伸事件為題拍攝《自由人》的柯汶利也附和，表示：「國片一定要結合在地文化，說故事方式也很重要。」
李育丞則提出不同看法，並對國片的議題選擇抱持樂觀態度，認為「台灣電影不用跟本土電影劃上等號」。他指出，「本土」只是一種題材，以美國來說，許多太在地化電影都賣不出美國，而台灣電影當前的問題是：太侷限在特定類型題材，「如果能將電影市場放遠，相信題材類型會更多元。」
對此，柯汶利則補充，他在拍電影時，總會問自己：這部電影為何要在這個時間點拍？必要性是什麼？除了娛樂性以外，這個時機點產出的意義是什麼？「這很重要。」柯汶利說，導演必須知道自己的作品要在這個時機點，傳達什麼訊息，「時機對了，電影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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