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電影」運動成員經典合影，從左至由分別是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和詹宏志。
上一篇勾勒了台灣電影可說最輝煌卻也最均質的 70 年代，幾乎愛情三廳、武俠江湖、抗日愛國就佔據整個電影市場，經歷多年重複操作，終於疲乏，加上內容與快速工業化後的社會現實愈形脫節，到 70 年代末，終於漸漸失靈，且幾乎是全面性失靈。 70 年代末，還是黑白的台語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1981 年《陳三五娘》後，楊麗花轉入電視；甚至瓊瑤電影王國都在 1983 年黯然退場、全心轉入電視戰場；台灣武俠片隨著胡金銓遠離市場口味，郭南宏的古裝武俠片風采亦漸失效力，曾以《少林寺十八銅人》（ 1976 ）打入日本市場（ 1983 年以《少林寺之路》之名在日本上映）的榮景不再，進入 80 年代後，台灣亦開始嘗試拍攝社會事件改編的《陳益興老師》，就能反映武俠熱潮的退燒。
對整個產業而言，過去最賺錢的公式一夕之間全面失靈，當然是極其恐怖的狀況，在 70 年代末，台灣電影人便開始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找回觀眾」，也刺激了更多不同可能性。
黎明前的「黑暗」： 70 年代末的「台灣黑電影」
70 年代末，為刺激票房，「灑狗血」或者「秀下限」成了台灣部分影業的手段，出現大量以「社會寫實電影」為名，實則以誇張劇情，講述女性如何被剝削及如何復仇的故事，以大膽的裸露與暴力場面，達到觀眾感官上前所未見的刺激（還好當時還沒開放好萊塢，所以這招還有效）。雖然當時這類「低俗風氣」的電影討來一陣罵聲，但確實曾經小兵立大功， 1981 年瘋狂賣座的《上海社會檔案》更捧紅陸小芬。
儘管此類充斥性感與暴力的女性復仇電影，在當時飽受批評，也因一窩蜂跟拍與濫拍，很快被市場淘汰、消失。但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卻不失為台灣電影史上，最大膽有趣的嘗試之一，它充滿剝削片與 B 級片的趣味，特定作品段落也確實具備以剝削片類型突顯特定議題的精神，在那個大片與明星皆失靈的當下，以小成本類型片捲土重來，充滿原汁原味生命力。後來導演侯季然便曾以紀錄片《台灣黑電影》來紀錄電影史上特別的這一頁，紀錄片《我們的那時此刻》也沒有忘記以這段精彩鏡頭來「刺激」觀眾。
台灣新電影：重新定義台灣電影美學 站上國際舞台
1982 年，四段式電影《光陰的故事》被視為台灣新電影起點，四片段各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和張毅執導，因電影回收與回響都很不錯，隔年又有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由當時仍年輕的侯孝賢、曾壯祥和萬仁執導；隨後，導演陳坤厚、侯孝賢改編朱天文散文《小畢的故事》，於同年開出票房紅盤，並榮獲金馬獎最佳影片，標誌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而台灣最偉大的兩位電影作者：楊德昌與侯孝賢，就這麼嶄露頭角，從此將台灣電影帶上國際舞台，創作出《悲情城市》（侯孝賢， 1989 ）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楊德昌， 1990 ）等不朽名作。
台灣首部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悲情城市》，上映時，因劇情涉及當時政治敏感的二二八事件，引發各界人士矚目。
很多年以後，當回顧 1982 – 1983 年間，台灣經濟、社會、政治乃至電影教育的封閉性時，都還是難以想像為何台灣竟能在那個時候，突然出現一整批優秀而有才華的年輕人，推動質量兼俱的電影運動，並從此改寫台灣電影面貌？
這個問題也許難以全面性地回答，也許當時年輕一輩接受 70 末，國際新電影浪潮運動的刺激與洗禮？也許當時剛好有幾名剛回國的青年才俊聚在一起，革命情感更讓他們彼此提攜、互相成長？但如果問起當時中影最重要的推手明驥、小野和吳念真，他們會異口同聲告訴你：「因為沒錢！」
明驥在接受蕭菊貞紀錄片採訪時坦言，「《光陰的故事》總製作費才 450 萬，要是去找像李行、胡金銓這種大導演拍，不被他們踢出來才怪！」所謂時勢造英雄，這群英雄正逢台灣電影大片失靈、連年虧損的中影，此時已沒有成本重複過去公式，只能姑且放手讓這些年輕人嘗試，而他們竟真的臥虎藏龍、各有一套本領，在有限資源下，開創出一番新格局，也是另類的「台灣奇蹟」！
《光陰的故事》其中一段張毅執導的〈報上名來〉，由張艾嘉（左）和李立群主演，故事深刻反映當時台灣社會。
這群新浪潮電影導演，對於過去台灣電影充斥與社會脫節的黃梅調電影、愛情文藝片、武俠片甚為不耐，他們終於有機會拍電影的時候，便從題材到美學，都採取叛逆的全新姿態。首先，題材貼近當時社會，如《小畢的故事》幾乎是眷村最常見的鄰家少年故事（原本朱天文的散文就是寫隔壁鄰居小畢的前半生），《兒子的大玩偶》有兩段是取材黃春明原著小說，深刻寫出小人物生活處境的悲哀，與台美間的複雜關係，部分劇情也與當時風行的「快鍋」商品做連結。
正因題材的寫實需求與審美的提高，台灣新電影大量取材優秀的文學小說，陸續出現如《玉卿嫂》《我這樣過了一生》《油麻菜籽》等經典作。而楊德昌、侯孝賢則逐步建立自己的題材與電影語言美學，各自自成一格，前者戮力於刻畫城市生活的孤寂、荒謬與瘋狂，後者則以長鏡頭與深焦，將台灣鄉村拍出前所未見的美學層次（直到《海上花》，侯孝賢才告別他的「台灣」時代）。
台灣新電影獨立製作的精神，與導演作者論美學的成熟，使台灣電影在世界電影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雖然 1987 年刊出的「另一種電影」宣言，被視為台灣新電影運動的死亡，但台灣新電影及其形塑的題材與美學傾向，至今仍然深深影響台灣電影的發展。舉中生代導演鄭有傑與林書宇為例，他們初試啼聲的《石碇的夏天》和《九降風》拿來與台灣新電影時期的作品比肩，在美學上其實仍完全遙相呼應。
延伸閱讀：
重擊有 Podcast 囉！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娛樂重擊」並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