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翰祥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左）票房可觀，後在台成立國聯，國聯最後一部片以《喜怒哀樂》（右）收尾。
上一篇從台語電影史說起，談到戰後如何經歷 50、 60 兩個年代的大起大落，再到 70 年代末的黯然收場；那麼同一時間，有國民政府大力投資的國語影業，又是什麼樣的光景呢？
從戰後到 60 年代 仍是香港影業獨領風騷
1949 年，國民黨敗戰遷台，亦有不少上海影人抵台，而國民黨在重建家國的過程中，亟思利用電影達成宣傳目的，在五○年代花費鉅資，前後設立三家公營電影公司：中影、臺製（臺灣省電影製片廠）、聯邦。然而，因為官方對於電影仍停留在宣傳片角度思考，又讓外行領導內行，導致少數來台的上海影人皆紛紛出走。
如 1948 年，來台拍攝台灣戰後第一部電影《阿里山風雲》的張徹與張英，因上海淪陷而留在台灣，張徹卻很快在 1957 年去了香港，張英則投身台語片，導出《小情人逃亡》《大俠梅花鹿》《天字第一號》等經典——這兩人完全是戰後國民政府政策不當，導致影業空轉的見證。
張英執導的《大俠梅花鹿》（左）和《天字第一號》。
戰後，因為國府的港澳政策盡力拉攏香港，正逢製片公司邵氏兄弟與電懋（國際電影懋業）盛世的香港電影得以被視為國片，並在台上映。直到 1962 年，國府成立金馬獎欲主導華語電影界，第一、二屆的最佳影片分別是《星星月亮太陽》（易文，1961 ）和《梁山伯與祝英台》（李翰祥，1963 ）仍分屬邵氏與電懋出品，都是道地的香港電影。
《梁山伯與祝英台》於 1963 年 5 月在台上映，此後連映 162 天、 930 場，打破影史所有紀錄。同年 7 月，瓊瑤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窗外》，直到 1965 年，瓊瑤電影加入戰局，在黃梅調電影外開啟了三廳愛情文藝片，接棒引領風騷。《梁山伯與祝英台》感動觀眾無數，據聞不少瘋狂影迷不下五十刷，瘋狂程度比起 90 年代的《鐵達尼號》恐怕有過之無不及，也深遠影響 60 年代的香港電影發展，充斥著各式黃梅調電影，連武俠片名導胡金銓都拍過黃梅調電影《玉堂春》，便能曉得當時黃梅調電影產生對其他電影的排擠效應。
胡金銓 1964 年第一次自編自導所拍的《玉堂春》，改編自京劇劇目。
本土中影的「健康寫實」 vs. 混血國聯橫空出世
戰後以來，國民政府對香港電影的友善，推動一系列方便港人來台拍片和吸引香港影人來台的政策，再加上金馬獎的設立，都進一步讓港台交流更加密切，也讓台灣的國營片廠慢慢吸收一些電影技術。
終於在 1963 年（這果然是關鍵黃金一年），中影重整後，由龔弘（1915—2004）接任中影總經理，正式提出「健康寫實主義」路線。所謂健康寫實路線，其實一方面體認到，要打進觀眾市場必須取材更接近社會寫實的題材，但另一方面，在國民黨獨裁政權下，又必須有意跳過社會問題不談；所以健康寫實電影多拍攝台灣農村故事，且所有角色都是一口標準國語，內容更是全面溫情導向，就算有角色「一時想錯了」，都必然能成功矯正回正途，幾乎沒有真正的反派。
《蚵女》海報寫著：國片起飛的巨作！向世界影壇挑戰！向國際市場進軍！！
同時中影升級電影技術， 1964 年推出的《蚵女》便打著「自由中國第一部自力拍攝彩色寬銀幕巨片」之名，其後的《養鴨人家》更榮獲金馬獎第三屆最佳劇情片、最佳彩色攝影獎等。彩色電影加上農村寫實題材，使得台灣國產國語電影開始在市場上攻城掠地，而同時參與兩部電影的導演李行，亦是從台語電影「回歸」國語片，此時已悄悄註定國、台語電影的消長之勢。
李行的《養鴨人家》在當時被視為「彩色闊銀幕寫實文藝鉅片」，獲得第 3 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彩色攝影獎。
另一方面，一直以來獎勵香港影人來台的政策，此時亦獲得相當大的回報，《梁山伯與祝英台》大導李翰祥氣候已成，帶領一批香港菁英影人來台開設國聯，開始在台拍攝大資金、大場面的歷史鉅作，《西施》和《揚子江風雲》便是國聯經典之作。可惜李翰祥雖然拍得好電影，卻不是善計算的商人，不惜成本拍出賣座電影後卻無法回本，國聯很快破產倒閉，此後幾名大導李行、白景瑞、胡金銓不惜義氣相挺、拔刀相助，與李翰祥共同拍攝《喜怒哀樂》為其清償債務，為國聯最後在電影史上留下空前絕後的榮光。
60 年代的台灣國語電影發展，大抵就在本土「農村」崛起，港人帶來大場面視野的情況下開始；而中影的重整，聯邦和國聯的成立，都促進 60 年代中晚期後進一步的加速發展。下一篇便要談從 60 年代中，到 70 年代，台灣是如何產生武俠片與愛情文藝片兩大類型的黃金盛世。
延伸閱讀：
重擊有 Podcast 囉！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娛樂重擊」並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