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線焦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訴說著曾為恐怖的現實,與那些不該被遺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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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柱在電影裡經歷政治壓迫之後,完全變了一個人。

幾年前,我有幸搶到台北電影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數位修復的 4 小時完整版放映電影票。很多年前就在課堂上聽老師講這部電影(實際放映舊拷貝的那幾堂我翹課了),這是我第一次完整看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記得在映後座談,余為彥製片分享了他津津樂道的煤球爐故事:為了要重現 1960 年代的生活環境,楊德昌導演要求劇組無論如何要找到一個當時已絕跡的舊式煤球爐,劇組跑遍九份金瓜石,最後在某個住家的後院從土裡挖出一個,連夜打掃乾淨,隔天當作道具使用。

關於楊德昌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畫面裡注入層層疊疊的指涉、隱喻、明示暗示,不管是學者論文研究或寫手命題作文,已有無數的國內外文章可參循,在此不班門弄斧多做贅述。但不知怎麼,在這麼多文章裡頭,我一直記得的不是開頭那盞燈、指向暗處的手電筒,或演員的魔鬼訓練,而是余製片提到的那盞煤球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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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與小明是春春愛戀的萌芽,卻也帶來了毀滅。

對我來說,《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重點不是批判或說教(雖然楊德昌電影永遠少不了批判與說教),而是摸得到、聞得到,飄蕩在電影院裡的時間與空間,透過無數的「煤球爐」和乾燥的草原重現。那時間可以是白色恐怖(像張國柱一字一句抄寫時的恐懼、以及撿回一命坐在餐館裡的沉默)、可以是初戀的期待與幻滅(像小四與小明牽著腳踏車的閒聊)、可以是高壓下粉碎的青春(像貫穿電影頭尾的榜單),地點則從外省人被迫安身立命的台北,縮小到悲劇一觸即發的禮堂和彈子間。其實當片頭在幾行字間講述外省人撤退來台的背景,無形間成為電影的任務敘述(mission statement)。

也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能成功建立的前提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分角色老少所散發的苦悶與無助才有意義。我常會想,要怎麼把這部電影推薦給文青圈外的一般觀眾,除了「因為它是必看的台灣電影經典」此一說詞之外?要怎樣讓人去看一部片長長達四個小時、節奏偏慢。明明片名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但少年直到最後 15 分鐘才殺人,一般人還不知道殺人的地方就是牯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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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貓王的歌聲令人驚艷。

其實對我來說,與其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看成政治批判或青春成長,不如把它當成時光機,回到一個對於多數觀眾來說如此遠又如此近,早已遺忘卻又陰魂不散的時代。如果說只有呼吸過解嚴前的空氣,才能理解長輩對政治的恐懼,或對身份認同的迷惘,那就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當作甫從土裡挖出來的時空膠囊,在裡頭重新找到那時那地的意義。

其實比起《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我內心最愛的楊德昌電影還是同樣近期在台灣進行修復版首映的《青梅竹馬》。片中除了一貫對於事時地物的精準刻畫,還多了楊德昌在《一一》之外相對少見的人味,比起動機、訊息、隱喻與貫穿楊德昌生涯的都市焦慮等,重心更在男女主角兩個「人」。但也因為這樣,我們更應該要一看再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因為《牯嶺街》裡頭的苦痛,必須被經歷,不能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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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Philip

生活環繞電影、影集、古典樂與吃喝存在的不務正業上班族。努力做一個假文青,但每每淪為不甚好笑的脫口秀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