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鄭文堂/為何商業電視台拒播《燦爛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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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健偉

就在台灣要選出下一任總統大選的前夕,一齣以「228 事件」、「美麗島事件」為劇情時空背景的電視劇《燦爛時光》正在公視頻道播出。台灣電視從來不缺各種政論節目,但很少有戲劇題材願意去碰觸曾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政治事件,導演鄭文堂以獨立製片的精神,完成了這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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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時光》以「228事件」作為故事背景。

鄭文堂說從籌備到拍攝過程,完全沒有接觸到政治人物。「創作過程他們沒有參與,如果他們參與,也許會因為每個政黨的意識型態不同,會有所不同」。與其找政黨的資源,對他而言,還不如找拍攝所需的資金,以及可以播放電視劇的媒體頻道。這是因為第一筆資金來自文化部的補助,按照規則必須如期完成、播出,所以在接觸電視頻道探尋有無播出的可能性時,得到兩種反應,「第一個是沒有市場、沒有商業性,第二個是不碰政治題材」。偏偏政治因素就是沒有辦法即刻解決,因為《燦爛時光》就是關於大時代的劇情,「後來跟公視談合作,雖然覺得原始企劃需要改,但符合我與文化部的合約,符合大背景、歷史事件,最後才會與公視合作」。

雖然說創作的過程,本來就是導演與編劇所控制的觀點,而《燦爛時光》又多了一層對於歷史的詮釋,鄭文堂不否認從成果來看,稍嫌薄弱了一點,「這個題材薄弱的原因是資料性的收集,不夠雄厚不夠細膩。這個作品籌備了快兩年,這兩年不是每天都在這案子,我是獨立製片,要拍很多短片、廣告片維生」。儘管獨立製片不是最好的藉口,但投入的成果就是如此。當然他也曾想過,假使邀請更多歷史學者參與,會讓作品的厚度與細膩度差很多,即便是戲劇元素該如何呈現,都會比較好。「像是那個年代的桌子、杯子、器皿、衣服,應該是怎樣,這些資料上都找得到。透過研究縝密的學者,可以做到更仔細,但不見得能辦得到,因為這需要更多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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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鄭文堂在接受專訪時,侃侃而談這部戲的創作過程。

現在很多的「如果怎樣怎樣」,都是發生在拍攝完成後,鄭文堂說除非像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那樣,一拿到資源又投入回頭去拍、拼到最後一刻,才能誕生真正的作品。然而他自己卻承認,在拍攝過程中,是有想過「如果故事從 2015 年的某個兩個人,開始回溯」,應該會更好看。這個念頭一直跟著他,讓他在拍攝途中忍不住想,假使真的拿到錢了,除了可以拍完、交案之外,該拍用現代角度切入的哪一個段落,讓戲在電視上播出時會更好看。

說著說著,他打開了手機,開始尋找檔案,因為鄭文堂終究忍不住把腦海中的「如果怎樣怎樣」,寫成了另外一個企劃案,連名字都想好了,叫做《不沉的太陽》。他打算從 2016 年的觀點來講故事,「李天明的第二代,到了 2016 年約 36 歲,出了一本書叫做《燦爛時光》。還找過莊凱勛談過,讓他演這個角色」。根據他的構思,只需要把第二代的段落重拍,就可以變成另外一個精采的故事。不過終究是沒有預算,構想也只是構想。

鄭文堂曾在《燦爛時光》首映時提到,台灣老屋保存的現況,對於拍攝近代台灣歷史的戲劇工作者而言,會碰上一些困難。「某些縣市政府都保存不錯,像是日式房子,要不變成咖啡廳、就是展覽場,拍戲要進去都非常非常難。剩下老房子都是廢墟、殘破的倉庫」。進去那些荒蕪的場地拍戲,裡頭都是蟲子、要不房屋就是漏水,身處其中拍戲,全體工作人員都要忍耐,非常的不舒服,「並不是我要在那個地方工作,更不是因為說那個地方的氛圍有多好」。

他回憶起某場李月儒被刑求的場面,按照常理推斷,在 50 年代發生的白色恐怖,狀況會有多慘烈,「應該是在一個完全不見天日的地方,一定是超乎我們能想像的」。但實際去勘景,找到的都是舊營區,不是空房子、就是火燒過的殘骸。

拍攝歷史戲卻苦於沒有歷史場景,癥結點不在於資料收集,因為資料收集完成,還是需要預算才能搭建。他說除非像是曹瑞原導演的《一把青》,用更多的預算去搭建場景,否則大家都要想辦法。「就像葉天倫導演拍《大稻埕》,還是需要去宜蘭傳藝中心。雖然有一點點規模,但那邊還是商店街,賣的是現代物品、布袋戲偶。要在某個時間點、遊客不在的時候、晚上才能拍。類似的問題都是在『夾縫中求生存』,不是拍攝時間的品質,是角度的限制。 這個不能拍、那個不能拍」。所以最後很多這類型的戲劇,最常見的鏡頭就是仰角,「 因為天空哪個年代都一樣,反正不要拍到飛機、用仰角拍就可以」。累積了這些克難中求進步的經驗,他提出更具體更積極的建議是,「台灣需要片廠,一個大的、管理好的,無論是私人還是政府經營,要有機會在歷史的建物中重建它。就算是街道,平日可以充當觀光街,但就是需要一個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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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一場刑求的戲令觀眾印象深刻。

《燦爛時光》劇中,最讓他著迷的人物是李月儒(巫建和飾演),「主要是來自這個角色的性格層次比較多,有細膩的情感,有愛情、同志情誼,對於出生背景來自有錢家族,卻在本身階級上的認知,反思自己家庭背景的優渥環境,願意更寬闊地看待同一個世代的,想要幫助別人」。這個人物的性格,是整個劇情上最迷人的;相對地,許明強就(姚淳耀飾演)是一個義無反顧的,相比之下就會少一點。

至於在後面 10 集扮演靈魂人物的是李天明(林柏宏飾演),鄭文堂解釋這個人的角色是比較接近他個人對於台灣歷史覺悟的過程,「一個不了解自己身世的人,在 70 年代發現自己的身世、過程中受到的震撼與折磨。這個人物就像我自己對於台灣歷史的認識,與成長的經歷。那個年代沒有網路,唯一方法是去圖書館找很多冷僻的東西,或者碰到一個老師在歷史課上點醒你。因為從國中、高中到大學,歷史、地理都是在教中國的,所以我們要認知自己的身世非常困難,是有一定的障礙」。

與拍攝電影相比,拍攝電視劇要迎合不同的觀看模式,用簡單的比喻來說,「電視是一邊講電話、一邊看戲,還能看的懂」。當然數位產品普及的結果,也加快了觀眾的思考速度,也許以前看一齣戲要沉澱好幾天,「但現在是一邊看戲,一邊上網發訊息」。鄭文堂說,假使要在意大眾市場,說故事的進度與速度要更快一點。但是在籌備過程中,他在與攝影師閒聊時提到,把《燦爛時光》拍成「一集就是一個鏡頭到底」的想法,雖然目前辦不到,但他認為台灣的電視很需要這些在視覺上更大膽的挑戰,可能這樣的嘗試會在現代戲比較容易。

對於兩岸電影市場的消長,鄭文堂覺得他的觀點與大多數業界的不同,在於「中國市場不是唯一的選項」。台灣本地電影市場,是足夠培育台灣電影本地的養分。「『台灣電影市場太小』」,大跟小的概念是怎麼來的。如果你的『大』是放在對岸那個四百億,當然就『小』;如果你看(台灣)六十億的電影市場,也不是太『小』,只是看你怎麼去耕耘」。以台灣演員或電影工作者而言,他認為「今天你在台灣不夠紅,是不可能到韓國、香港、中國」。無論去哪一個地方,都不要忘記從台灣來,「台灣有非常多的人在支持你」。

訪問的最後一個「如果」,鄭文堂自己可否想過,挑戰拍攝一個與台灣無關的題材?他說倒是很喜歡許鞍華的《桃姐》,而香港電影新浪潮也曾給自己許多啟發,讓他對香港充滿了想像,所以他很樂意去香港拍戲,當做一個挑戰。「即使我去香港拍片,我還是台灣人,我的思維還是台灣的,畢竟這是避免不掉的。但是那個好奇、跟那個視野,可能本地人在當地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可是從外國人眼中看來,這太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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