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令杰
不知是否出自巧合，在樓一安導演的最新劇情長片《該死的阿修羅》將在 2022 年春天正式上映之前，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的「致憤青・文協百年紀念影展」選映了他在2009年推出的首部劇情長片《一席之地》。電影藉由懷才不遇的搖滾青年，與依靠紙紮技藝維生的師傅，兩條乍看毫不相干的故事線，因為一位房仲而有所交會，片中並出現當時掀起社會熱議的三鶯部落拆遷事件，既反映了時代，也是對社會發出的不平之鳴。
拿此作來對照《該死的阿修羅》，兩部作品同樣採多線敘事，《該》片描繪圍繞在隨機殺人案周圍各個人事物的遭遇，構築出乍看毫無關連卻彼此影響的關係，兩部片皆是樓一安導演與共同編劇陳芯宜的合作，題材雖不相同，卻能相互呼應，所有事情乍看之下只是社會角落的一起事件，彼此之間卻相互牽連，宛如蝴蝶效應般彼此影響，同時關於你也關於我。
自認為樓一安導演是2008年《海角七號》上映迎接「國片再復興」之後，拍攝劇情片題材最關注社會議題，創作性格也最為「叛逆」的導演，早從他關注土地正義的短片《水岸麗景》及首部長片《一席之地》開始，再到以青年返鄉為題，描繪身處身處社會階級邊陲，卻難以翻身的《廢物》，甚至是執導的電視劇《台北歌手》等作，處處可看到他毫不掩飾地呈現出角色們的真實面，甚而挖得更深，讓觀眾從作品中讀出他們的人生，縱使是在他作品中相對類型化的懸疑作《失控謊言》裡，我們也能從兇手、幫兇和追查者的遭遇中，窺見他們背後在生活環境下，作出種種舉動的動機所在。
樓一安導演對社會環境的深刻觀察，錯綜複雜的故事線描寫，以及人物背景的細心營造，這些作者印記在他的首部長片《一席之地》裡就已存在，這也是造就他的創作裡，人物總是富含情感，長滿血肉的的原因之一吧，也正是因為這些對待劇本的細膩經營，才更顯其人物的真實。
回到本次影展放映的《一席之地》，片中兩條故事線角色的職業都不是一般人會碰到的，但他們的性格卻都像是出自於你我周遭可能會碰到的人們。高捷飾演的紙紮師傅，以精巧的手藝出名，但他卻沒有因此多賺太多錢；陸弈靜飾演他的妻子，平常在公墓幫沒法祭祖的人整理親屬的墓地，看得見好兄弟的她，更多時候透過與祂們的對話，完成祂們生前未竟的心願；他們的兒子由唐振剛飾演，沒有正職工作，平時靠著打零工，穿玩偶服發傳單維生，然而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為父親罹癌、富商相中住家的地作為陰宅而發生轉變。
另一條由莫子儀飾演的搖滾樂團主唱的故事線，則是許多期待實現理想，在艱難的環境下求生存的青年寫照，他與路嘉欣飾演的創作歌手女友同住一個屋簷下，但她的遭遇顯然好上許多，不但已被唱片公司發掘，轉眼間還要錄製她的首張專輯；兩人的遭遇截然不同，一個雖有才華卻無知名度，性格執拗不願與市場妥協，另一個被簽進主流唱片公司，歌唱事業逐漸步上軌道，兩人窩居的套房不再是孕育夢想的地方，更因遭遇不同而讓關係降至冰點的同時，套房還將遭到法拍。
一個是熟齡夫妻在家庭遭逢巨變之際，仍希望縱使無法掌握命運，但至少能處理自己的身後事，另一個則在夢想與生存之間，不得不被迫選擇後者，否則生活將永無翻身之地，無奈到最後，連自己能安身立命的所在都快要失去；兩條故事線因為紙紮師傅打零工的兒子而有所交集，他的生活依附於父母之下，平時打零工之外就是玩網路遊戲，對於父母的吩咐只有「喔。」一聲，你不知道他內心想的是什麼，看不到他有夢想或目標，但這或許也是多數市井小民們的寫照：可以養家餬口，能夠安居樂業，能完成這麼簡單的要求就夠。
但怎知就是這樣單純的想法，串接起了兩條故事線，儘管人生本來就很困難，所以本來就只能顧及自己，卻也因為出自於單純出發點的舉動，讓所有人的生活有了轉變。
《一席之地》的故事安排，有黑色幽默的荒謬，出自於角色們充滿諷刺的遭遇，呼應電影片名，片中每個角色的慾望都圍繞在能有安身立命之處，但世界卻沒能讓大家如願；紙紮師傅做紙紮屋、幫人掃墓的婦人幫忙整理陰宅、在網路遊戲世界裡擁有豪宅和高級坐騎的青年、搖滾歌手的房子被法拍、創作歌手有了事業卻被迫安排住在其他地方，他們的人生從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整部電影他們至始至終懷抱的缺憾。
電影除了角色們的遭遇，也額外提到了幾條故事線：陸弈靜飾演的婦人到處向家屬收取打掃墓地的費用，其中來到一處部落，這裡的居民對外人的到來並不歡迎，房舍外掛著的反迫遷布條，提示著觀眾，她來到的是三鶯部落，那是來自花蓮的阿美族原住民，幾經遷徙後來到位於都市邊陲地帶的大漢溪畔定居生活，卻因為當時的台北縣政府因都市規劃和防洪整治為由，要將原住民所在的部落拆遷搬移，部分居民雖然接受條件搬入為原住民建立的國宅，但許多人不願失去自由、也不想被規定束縛、更重要的是維護部落中緊密的人際網絡，於是他們展開長達近二十年的抗爭行動。
電影並未對此事件提及太多細節，僅作為故事背景，但短短幾場戲更凸顯了電影想要討論的題目，當地居民閒聊著說道：「房子越蓋越多，我們卻被趕得越來越遠。」因為生活困難，無力生活於市中心的人們來到邊陲求生存，只為接近都市帶來的更多機會，但邊陲開始發展時，身處邊陲之人只能再被趕到更遠的地方生活，他們其實要的並不多，只求能夠生活，但許多人抱持著為對方好的思考，擅自決定對方的出處，如此自我本位的思考，不光是電影裡角色的寫照，也是現實社會中許多人的遭遇。
另外一條故事線，是唐振剛飾演的打工族，為了替罹癌的父親籌措醫藥費，而當起房仲，他與建築公司的小開合作，買下便宜的法拍屋，裝潢之後以更高的價錢轉賣出去，小開四處以這些法拍屋為家，同時他也替父親張羅死後墓地的所在地，能夠想住哪裡就住哪，對照主要角色們找不到棲身之所的遭遇，在在諷刺著房屋買賣早已不是生活必須，而淪為有錢人們的商業遊戲。
時隔多年後再重溫這部片，不禁感慨，縱使時代變遷，各種不公義之事至今仍接續發生，無論是無力負擔的房價、被迫搬離的住家、顯而易見的貧富差距等，然而反抗不平等事物的精神卻始終未變，這大概是這部電影被本次影展選出來放映的原因之一；相信這樣的對抗仍會持續，而我們必須要更能理解到這些，並試著將反叛與懷疑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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