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徐佑德、Maple
上線後創下 Netflix 華語劇首度奪下台灣區冠軍的《誰是被害者》，討論熱度和口碑正在延燒，而相信除了整齊的選角卡司外，最讓人好奇的一環，就是這次劇本的概念和編排，如何從原著《第四名被害者》脫胎換骨成現在的《誰是被害者》，中間又潛藏著什麼編劇的創作理念和想傳達的訊息呢？
娛樂重擊專訪到從原著出發，參與了一年半開發期的兩位編劇徐瑞良、梁舒婷，從《第四名被害者》到發想出現在劇本最重要的概念，再到福斯原創坊接受美劇訓練思考後，如何煉成現在的劇本架構與原型。
找擅長情感面的編劇來處理類型 希望擦出不同火花
瀚草影視創辦人曾瀚賢在簽下《第四名被害者》後，就讓當時在瀚草影視內任職的導演徐瑞良開始著手改編。至於為何會有這樣的組合，徐瑞良說起當時進瀚草的過程：「瀚賢會找我進來的原因很特別，是因為他看了我執導的《我的告別式》，那是一部非常走心的短片，情感很內斂，也沒有玩什麼形式上的東西，但他卻看到了那裡面有什麼，所以他找我進來。他也跟我聊過，瀚草的定位比較偏向去做可以跟大眾市場溝通的商業類型，他覺得一種做法是找本來就懂類型的人來做，但另一個想法是找可以處理很情感面、很感受性東西的人來學習類型語言會怎麼樣，他基本上是基於後者的原因選中我，覺得相對會比較有情感厚度。」
一開始原始的改編方向是把小說改成電影版，後來經歷三、四個月後公司決定還是往劇集的方向做，徐瑞良笑說：「定八集是我不想要太長，然後也覺得可以好好說故事。我那時候就直接寫了整季的大綱初稿，其實自己覺得很難看。製作人看完也是說蠻難看的，所以我就決定找幫手，找了舒婷進來。後來完全翻新一稿大綱，其實也是失敗的，沒有抓到情感內核，沒有真的觸動的東西。坦白說自己沒有真的被打到，就會有一點說教感。」
於是分集大綱就在不斷刮除再來、卻不見起色的過程中慢慢渡過，一次比一次更崩潰，而且看不到究竟該往哪裡走才能走出幽暗的山洞。徐瑞良回憶起那個靈光乍現、改變了劇集生命的那個夜晚，他帶點神秘地說：「就在某次又是被打槍、很崩潰的晚上，我們要重新開始的時候，我跟舒婷先分開各自工作，然後舒婷那天晚上突然就把連續殺人背後的全新概念想了出來，這個梗出來之後，我們才真的感受到劇本的曙光。」（為免爆雷，這裡不破梗，但這裡這個梗指的是劇本第三集結尾時拋出來的第一個謎底。）
問起梁舒婷如何在那個魔幻時刻突然生出這個概念，她回憶道：「在那之前已經翻了好幾稿，一直都是在寫大綱的同時做大量田調，那時主要是著重在二手的文字跟影像，在相關資料的時候，最有抓到我的是鑑識科學類的東西，因為在犯罪類型下這是很好玩的元素，我讀得特別有興趣。我特別記得其中一本書裡的一句話，大致的意思就是：『有些人活著時沒人在乎，死的時候就很多人有興趣』，我想是那句話對我隱約的啟發，加上我自己的生命經驗，最後想出這個概念，以及概念背後要講述的故事脈絡。」
在不斷重來的過程中，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改編關鍵包括「記者」、「命案」、「找被害者」這幾個重要的點，而這個概念終於帶著他們把所有元素扣合在了一起。梁舒婷說明道：「前面幾稿的過程我們都在努力一件事，就是不斷在思考，我們用影集這麼大的結構去講故事，要怎麼讓故事一直有動力往下走，每一集又都有東西可以講到內核。最後一版的大綱，我們終於有做到，讓主角有足夠多的線索可以找、足夠多事可做。」在創作過程中，編劇們也不斷自我探索，梁舒婷進一步解釋道：「很多東西我們是一邊寫、一邊挖，很多我們那時在找的東西，到後來才發現自己在做什麼。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核心感情是『脆弱』，大部分時候我們看不見自己的脆弱，無法接納、無法述說，對別人更是，這件事情我想透過劇去說，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這點。」
梁舒婷試圖在故事跟角色身上找到更多跟自己的共鳴，她認為：「我把田野過程中我自己看到比較關心的議題，都放在受害者的故事身上。故事裡那些疏離的情感，我認為有時候其實沒有理由去解釋為什麼一定要活下去，我覺得在關鍵時刻可以拉住他們的，只有跟人的連結，一旦那條線斷了，就救不回來了。」
徐瑞良像是回想起過程中經歷的複雜情感關卡，補充說道：「其實在寫出那個大綱的時候，那也算是我們兩個自己的生命正在經歷的困難，就是要怎麼去直視痛苦，去理解自己的跟他人的，還要能伸出手。那其實是一個很掙扎很痛苦的過程，同時感覺到非常的絕望，但在伸出手的過程中又會感覺到，又會覺得即使自己已經這麼淹沒在痛苦裡了，我竟然還擁有這種力量，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從瀚草影視培訓到參與福斯原創坊的經歷
就劇情結構和開展模式上來說，《誰是被害者》無疑是目前最接近美劇路數的台劇之一，除了先在瀚草的養份以外，徐瑞良認為在劇本開發過程中能夠參加福斯原創坊，確實為他帶來了非常大的啟發，他笑說：「可以說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改變我的創作觀念很大、很大！」
徐瑞良慢慢解釋道：「過去在台灣學劇本，學校強調的是『你要說什麼』、『你要怎麼說』，強調的是內在的想法怎麼傳達出來。福斯原創坊過程中，我們是跟著美劇的節目統籌（Show runner），他們來幫我們上課、幫我們發展 idea、給意見。他們講的最核心兩個詞，就是 entertainment（娛樂）跟 theme（主題），怎麼把主題說好是一樣的，但娛樂這個詞一說出來就不一樣了，他們一樣想要把主題和故事說好，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怎麼樣說得很有趣，很清楚地把觀眾擺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對我的啟發太大了！」新的刺激出來後，在討論過程中自然就激盪出很多新思維，徐瑞良坦言：「過去討論劇本的時候，常常遇到大家品味不同或用主觀意見討論，但在那邊討論劇本的過程中，所有的感覺跟品味都沒有跑掉，而是客觀去看這個故事有不有趣。」
福斯原創坊包含一週在洛杉磯的實地密集課程，以及後續三個月的遠距視訊會議，定期討論劇本發展。徐瑞良說明道：「我上完所有的課，都會再轉教給舒婷，然後在台灣的視訊就是我們兩個人一起。我覺得去洛杉磯第一個很特別的點是，我們每個人帶故事概念過去，每個老師都會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由你來說這個故事』？他們很在意你個人的獨特性，所以我必須回去找只有在我生命經驗經過的感受，我才能轉化出別人轉化不出來的東西。當然還有很多故事元素我們要往外去找，但在內核跟故事引擎上，他們很重視那個個人的獨特性。」
徐瑞良另強調一點則是，從密集的一週課程到後續兩、三個月的視訊課，「我們只做一件事，就是第一集，而且還沒有進劇本，都先只在討論事件大綱（Beat sheet）！因為在他們的商業邏輯裡，第一集是最重要的，決定觀眾會不會想看下去，所以每一條線、每一場、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設計、每一個選擇，都要讓觀眾能期待往下走的旅程。所以尤其是第一集的結構，我們受到美劇 show runner 的影響很大。而且整個訓練都會讓我們跳脫過去的模式，我們在做每個決定時，在想那場戲，都不只是在該場戲自己的點上，而是那場戲在整條線上會是哪個點，在整體脈絡性思考會強上許多。」
談完理性結構面的東西後，徐瑞良露出坦率的笑容，說道：「另外還有一點對我影響很大，就是他們討論故事是很快樂的，你會被感染。雖然花很多時間討論，但都不是那種想到快死掉的很痛苦的編劇，會感受到他們對故事的熱愛，跟他們討論起來會覺得故事有無限可能，那種靈活度在創作上對我們非常有幫助，比如怎麼想像方毅任的出現、他跟別人會怎麼樣互動、會有什麼有趣的立體的面向，在跟老師討論的過程中，抓到他們熱愛故事的頻率，想像力才會打開。我真的覺得那種快樂和靈活會打開想像力，腦神經的連結也是多的，而不是那個緊張、被壓迫的狀態，會愈想愈小、愈想愈窄。而且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也因此會避免去做無意識的服從，而是不斷去提出不同的衝突，最好的 idea 都是這樣碰撞出來的。」
兩人就這樣慢慢把八集的結構建立起來，徐瑞良說道：「回來之後的工作方法，我們做八集的表格，一直貼字卡，來不斷改變組合八集的結構。我們在完整八集對白本的初稿之後，第二階段都是交給接手的編劇雨佳去寫，考量到演員、製作各方面，最終還是跟我們的原意有些不同，但結構大致上都還是我們的設計，哪一集處理哪個角色、有哪些線頭。」
既然故事引擎如此重要，徐瑞良和梁舒婷認為全劇最重要的引擎是什麼呢？徐瑞良說道：「我們不是只是去想鈎引（hook）的表面，而是故事引擎本身就含有 hook 在裡面。『遺願』就是我們整個故事裡承載情感的引擎，『不理解這個人的遺願、這個人就會死』，這會催生或大或小的、有故事性在裡面的 hook，有隱藏期待值。」徐瑞良也說到另個重點：「在設計鈎引（hook）的時候，一定要隨時記得把風險（stake）綁上去，如果沒有風險和危險，你的 hook 可能就只是觀眾不知道的東西、而不是真的有懸念會關心想知道的 hook。」
而在角色曲線上徐瑞良和梁舒婷也是遵循美式的基本概念去做，徐瑞良提到：「在寫角色曲線的時候，發現美式劇本有一些很基本的角色參數，就是角色的欲求（want）和需要（need），尤其後者其實是角色他自己沒有意識到的，角色就跟你我一樣，其實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麼，那就可以展開學習過程。而大多時候角色的 need 都藏在 fear 之下。知道這幾個設計參數之後，就會知道情節必須不斷攻擊角色的 fear，喚醒他無意識的 need，同時要慢慢讓角色學習能將這個 need 化為 action 的知識和經驗，最後角色才能真正發自內心地去改變和作為。那時後，故事的內核才會被顯化出來。」
除了製作方給了很大的發揮空間，身為好學生的他們也不只是上福斯原創坊而已，他們也認真捧讀了《超棒電視影集這樣寫》，照書中提到的範例去看那些英美影集，而且認真地從第一季看到最後一季，再照書中的方法去拆解結構。除了英美影集，也去看亞洲刑偵劇像是《信號》、《白夜追兇》、《無證之罪》等等，希望可以讓結構更成熟。
除了結構以外，徐瑞良最後沉澱了一下認真地說：「但我們還是最受美劇影響，他們最厲害的還不是結構，而是他們會透過不同角色的不同角度去辯證同一個議題。像劇中其實最重要的方毅任、徐海茵、趙承寬在面對『遺願』和生死的時候，其實有不同的角度，最後也隨著事件發展，有了新的思考。」
田調如何影響最後的角色呈現 核心訊息又藏在哪裡？
如同製作人訪談提過的，《第四名被害者》在改編過程中，由於《我們與惡的距離》珠玉在前，他們大幅縮減了媒體線，徐瑞良和梁舒婷則從大量的田調資料過程中，去把自己最有興趣、最有感覺的部分放進來。梁舒婷提到：「在刑事偵查跟鑑識的部分，我們最早是先看專業性書籍，像李昌鈺、謝松善等等，先去累積科學知識。另外也有去找台北市刑事大隊的警官田調，也訪談過謝松善。後來有透過台北市鑑識中心的人員進去實際參觀，看到很多實際的鑑識操作過程，包括多波域光源儀等等刑案現場會用到的鑑識儀器，建構出方毅任的部分。」
而提到亞斯伯格這個重要元素，梁舒婷也解釋道：「現在其實已不再用亞斯伯格症、而是亞斯伯格特質來描述。我也是先做二手田調，然後鎖定成人自閉症專家簡意玲醫師去做深度訪談和對話，她提供了很多資源、回答我們很多問題，也幫忙看過劇本，並安排兩位亞斯伯格病人跟我們做真實訪談。當然所有故事裡面都不是真的移植他們的經驗，但這過程讓我們更理解什麼是亞斯伯格，讓我們來做角色上的發揮。」
而最終記者徐海茵是報社記者，和原著中的電視新聞主播暨談話性節目主持人徐海音有所不同，也是田調的結果。梁舒婷說道：「我們對記者的職業也做了大量的田調，後來遇到中時記者翁毓嵐，她同時當過週刊與報社記者，分享在不同媒體、不同線上會遇到的不同事情，對我們幫助非常大，甚至把當年做調查的筆記借給我們當道具，當時瑋甯在做職業田調時她也幫了很多忙。其實一開始我們曾經設定她是週刊記者，我們還去國圖翻了很多歷年的周刊，好奇類似『小報』週刊到底怎麼去報導腥羶色的東西。」但她也提到：「但如果是 daily 的記者，一定每天都需要有素材回報回去，基本上不可能只跟著一個案件跑，所以我們才選定她是報社的社會線調查記者，有一段比較完整的時間可以跑新聞專題，比較符合我們想要的辦案節奏。」
徐瑞良則補充加入亞斯伯格這個元素背後的考量：「在捏故事雛型的過程，我們就是要打造出一個每個零件都非它不可的故事引擎。所以回到我們的核心，是關於理解自己和他人痛苦，我們要讓其中一個主角花整整八集的時長，最終才能理解這件事，所以就想說那起點可能要擺得離這個目標更遠，這個特質就出現在我們的選項之中，讓方毅任完成這個任務更加困難。所以亞斯伯格是因為符合我們的故事內核，才會放進來，同時這件事也讓方毅任更可以專注在他的科學世界，讓他的鑑識功力更強。」
徐瑞良也進一步解釋道：「相對的，必須跟方毅任並肩作戰的徐海茵也相對應要有很強能力，就是操控人性，這點讓她去跟方毅任做互補和風險捆綁。角色的需要跟危機，其實是三個主角彼此分不開，徐海茵需要方毅任透露訊息、方毅任需要她幫忙從身邊的人問出下一步的線索，趙承寬需要方毅任的鑑識去理解這個案子，但方毅任卻隱藏了秘密，這些過程帶著他們不斷前進。」
梁舒婷認為：「對我來說方毅任跟徐海茵從頭到尾的線條是很清楚的，方毅任就是要找女兒、過程和結果都要挑戰他最不擅長的事，必須不斷與人互動。徐海茵則是她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事件引發她的創傷，讓整件事從一個很有爆點的報導變成自己的事，她怎麼去面對、面對後她對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又有什麼樣的改變。」
徐瑞良也補充道：「徐海茵這個角色我一直有感受到一個東西，她在學習的課題是放下她的恨。原本這些人只是她的報導素材，自己站在一個高度，但突然間透過個人創傷的聯結，她開始嘗試去理解這些人為什麼這樣做，而在理解他們的過程中，她也理解了自己，最終才能跟驅動她生命的恨去和解。」他接著笑說：「其實方毅任跟我很像，有情感表達困難、過度壓抑、難以與人建立連結，我自己對他的部分感受很深，很多東西都是放在心裡說不出來。所以最感動的一場戲就是方毅任終於跟女兒碰面的時候，講出來的細節，他其實都有刻在腦裡，但從來沒有讓女兒知道自己在乎，他太常關在自己的世界裡，他還是有同理心的，但其實他不在乎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沒有辦法給別人他自己沒有的東西。」
至於趙承寬這個角色，徐瑞良坦言：「最終稿的角色寫法有一些修正和取捨，所以最後的版本可能看不出來。但其實我們本來想讓他有個跟徐海茵、方毅任都不同的關於生死的選擇。在他這個老派刑警眼裡，本來這些犯罪者都很該死，但隨著追查過程中愈來愈理解這些人為什麼會這樣做，也慢慢動搖他對生死的觀念，跟他的兒子後來才會有不同的關係和解。」
他也特別提到李沐飾演的江曉孟：「其實我自己有被李沐這個演員啟發一些東西，我非常好奇曉孟這個天才少女重新經歷這些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最早是試戲的時候，冠仲導演提到她很有爆發力，在英國用視訊演出就打動所有人，後來莊絢維導演也說得很精準，他說李沐是個超能力少女，只是她還不知道怎麼運用自己的能力。」因為李沐的江曉孟給予人很大的想像空間，所以未來如何沿用這個角色，樣貌會是如何，就看最後的機緣發展了。
徐瑞良和梁舒婷帶著這個改編和三個角色一路走了一年四個月，卻在拍攝前一個月因為健康因素而沒辦法一起走到最終版本，不能不說有些遺憾，徐瑞良也笑說：「這件事也再次讓我想提醒大家，所有編劇要讓自己保持身體健康、心情愉快，愈快樂腦袋才會愈靈活，創意就是要讓腦神經去連到平常不會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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