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 2》導演鄭有傑:我們是在說故事,不是在報導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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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史比野塔;攝影/黃詠靖

2010 年公視迷你劇集《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以下簡稱《爆炸》)探討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掙扎,在校園中引發不少討論。時隔 7 年,《爆炸》迎來第 2 季,原本的高中、大學生觀眾在這段期間一個個邁向人生的下個階段,第一季的角色同樣成長。《爆炸》原本並沒有續集計劃,而導演鄭有傑為何選擇在這個時間點接受公視邀約,重啟創作?

重啟《爆炸》系列,探討生命的存在價值

面對以上種種疑問,鄭有傑先從重啟《爆炸》的契機開始談起:在第 1 季的結尾主角陳浩遠已經死了,當下他覺得故事已經說完了。但在這之後,特別是看到跟大學生相關的新聞,鄭有傑總會想起《爆炸》裡的其他角色。陳浩遠的生命停留在 17 歲,但是其他活著的人必須繼續面對這個世界,抱著失去陳浩遠的痛,為了生存下去而開始成長。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年輕人為了你所相信的理念、信念、正義,不惜犧牲生命。我會重啟《爆炸 2》是在這點上面,就是對於生命的存在價值。」隨著年紀增長,鄭有傑對生命的價值有了更深刻的體悟。他說道,有的時候的確會為了「為什麼大家不去做對的事情」而想要衝撞,或是燃燒自己的生命喚起大眾的注意。但在第一季裡頭可以看到,陳浩遠這麼做了,世界卻沒有因此而改變。鄭有傑漸漸感受到,改變不一定能向外尋求,而是在每天的每個選擇中做出改變。

當想法逐漸成形,鄭有傑便認為是時候將第 1 季的演員找回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它不只記錄了這個角色的成長,同時也記錄了這個演員本身的成長。其實觀眾也在成長,我也是,整個台灣都是。就是因為過了這樣一段時間,所以我覺得它有它的意義所在。」

回歸人性面,呈現理想與現實間的掙扎

在這 7 年間的台灣社會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抗爭。身為其中一份子的觀眾與《爆炸2》裡頭的角色,生命經驗也將有所影響。因此與《爆炸》第 1 季相比,更多拍攝場景拉出校園、走上街頭。鄭有傑解釋道,有些大事件的確不可避免需要在劇中處理,但對於《爆炸 2》的主軸來說,焦點還是放在「人性」上:「你有某種理想,當你碰到現實的時候,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拉扯、掙扎、幻滅。」

理想與現實間的兩難,不管在我們人生的哪個階段都有可能遇上。然而在《爆炸》系列中,鄭有傑並不是想要給予結論或答案,而是拍攝出當下的狀態:「故事裡的每個角色都有可能是我們,在每天做選擇的過程中,這些選擇累積起來就會變成一個樣子。」也因此鄭有傑認為,即便現在台灣那麼多紛擾、對立,那都是我們的一部份。而我們應該要試著接受、包容它,然後繼續走下去。「我沒有打算在戲劇裡面跟大家說,這世界很美好、充滿希望,我覺得不是這樣子。希望不是理所當然在那邊讓你看著希望活下去,而是你必須繼續活下去、堅持下去,才有可能看到希望。」他說。

故事與議題間的平衡

在影像創作中,若有強烈的符號與事件出現,往往容易使觀眾將注意力放在上頭;就《爆炸2》的狀況而言,不免令人擔心是否會有失焦的風險。鄭有傑說,主創團隊在過程中一直在抓著兩者間的平衡:「我們是在說故事,不是在報導議題。重點還是要把故事說好,如果故事沒說好,你議題講得再多、再義正嚴辭,對觀眾來講是沒有吸引力的。雖然前面做那麼多功課,但最後還是得回到戲劇的本質,就是讓觀眾看下去、讓觀眾有所共鳴,讓這些畫面能夠留在觀眾的心裡面。」

即便劇情需要有真實事件作為推動,但鄭有傑仍試圖去尋找不同議題與事件間本質相通的地方、這些點與角色的關聯是什麼。呈現上加入不同來自不同背景、世代人的觀點,更能看出世代間的差異來自選擇的價值觀不同:「常常我們在自己家庭裡父子之間的對話,就是一種我們看到的世界的縮影。」

而在實務操作上,因為《爆炸 2》為多條角色敘事線,因此特別好奇導演如何編排與掌控。鄭有傑說,這次因為是電視劇的規格,有比較多空間可以運用。如果是電影就更難,因為觀眾是沒有破口的一路看下去:「電視的話有個好處是說,6 集有一個主軸,但各集又有各自的主軸。所以在分配每一集的時候我們可以去思考,這一集是在走誰的故事。」

先前在臺北電影節播映的第 1 集最後可以看到,《爆炸 2》將提到太陽花學運事件。設想要還原當時的景況,大場面的調度肯定不容易。鄭有傑說,當時封街拍攝壓力的確不小,對公部門而言如同當時嚴肅緊張的氣氛重新襲來,對民眾來說則是可能造成生活的不便。所幸透過公視、影委會與劇組一同出面協調,得以依照法律程序借用路權。

然而實際上對鄭有傑來說,這並不是整部戲劇最困難的地方:「我覺得最困難的不是這種一天一天單場的仗,而是你如何在那麼長拍攝時間裡面,你每一天都要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預算裡面去顧到戲劇的品質。如何在兼顧戲劇品質的同時,讓工作人員有充分的休息時間。和在有限的預算內,至少是合理的待遇。不要讓他們覺得說我不想再做這一行了這樣子的待遇。」

讓人才願意留下來,產業才能往前走

在台灣,影視產業超時工作可說是常態。但對鄭有傑來說,他希望能儘量避免。除了自己的體力也無法負荷長時間工作外,另一方面只要一超時,後續收拾的工作人員就會更辛苦;明後天的拍攝劇組人員就會更加疲憊,效率一差的情況下又會超時,形成惡性循環。但鄭有傑也坦言,要做到真的不容易,每天他都戰戰兢兢。也因此這次的劇組其中一位攝影師特別找了來自香港的流星,即便流星謙稱自己的拍攝速度在香港不算快,但來到台灣的片場已經屬快上許多,因此為整體加快了不少拍攝進度。同時也因為科技的發達,不少調整可以留到後期去處理,讓現場節奏更快。鄭有傑說:「我們雖然人少,大家都真的是很有熱忱、理念跟經驗,才有辦法做到。」

「台灣的影視圈如果要變好,就是要把基本的事情做好。什麼開發題材、新科技,那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基本的人。如果沒有工作人員願意留在這個產業,我們的薪水又沒有中國那邊高,大家為什麼要做?靠理念沒辦法生活。」如同《爆炸 2》所討論到的理想與現實間的拉鋸,同樣反映了當下台灣影視工作者的處境。大環境的狀況並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善,但每個人都能從自己負責的事情上做出改變。

就像在《爆炸》兩季之間,鄭有傑成立了一期一會影像製作公司。「我覺得很多導演會創立公司是正常的。無非是兩個原因。創作的自由度和獲利空間。但實際上做下來會發現這兩件事情有點衝突。就是你為了要維持創作自由度,有的時候你就沒有那麼多獲利。」如何在這兩者間達到平衡,也成了鄭有傑未來的課題。但他仍希望能找到一個符合台灣小市場特點、中小型規模拍攝方式,在拍攝有意義事物的同時,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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