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短片實驗室》策展人安哲毅、王耿瑜:把小的事情做足了,未來做長片底氣才會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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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JoJo:攝影/黃詠靖

「原本的故事很有意思,但改了之後原本的命題就跑掉了!」、「你的敘事薄弱,人物關係不清楚,疑問多了觀眾就會離開」……。這場景有些像論文口試,只是台上的「學生」是如坐針氈的新手導演編劇,台下的「主考官」是在業界打滾多年的知名編導,這是短片實驗室「提案工作坊」的現場。

由安哲毅、王耿瑜推動的「短片實驗室」今年邁入第二年,實驗室除了兩人,還邀請到作家小野、中國導演應亮、等人擔任「健檢醫師」,他們鼓勵以製作團隊報名,並從報名徵選的 20 多組人馬中挑出十組團隊,為這 10 組劇本及企劃把脈。他們費盡心思安排講座,用心良苦,就是為了提高新人的「存活率」!

談到短片實驗室的初衷,安哲毅有感而發:「我們自己在拍片,發現即使是大學相關科系畢業,對拍片的想像也不太一樣,有些新人不見得做好準備,不一定適應拍片的環境,進來就很容易陣亡!我們好像缺乏一個『中途之家』,在正式入行前有一個機會認識業界的話,也許存活率會高一點,也讓業界接受到的新血是有準備的。」

因此,短片實驗室的課程力求務實有效、與業界接軌。王耿瑜逗趣說:「因為我自己不是好學生,從以前上課不是翹課就是打瞌睡嘛,所以我盡量安排自己不會打瞌睡的課程!希望這些東西是比較有效的,而不是單方面一直講的,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兩人逐一解析課程安排的巧思,像短片實驗室的「健診制度」其來有自。王耿瑜 2010 年做紀錄片雙年展的策展人時,舉辦 Doc Doc(Documentary Doctor),邀請參加雙年展的外國紀錄片導演、製片等人,為迷失在素材的台灣紀錄片導演做健診,互動十分熱絡,短片實驗室就沿用 Doc Doc 的概念,找來業界知名人士替新人看劇本。

「豆腐趴」則是她和安哲毅所屬的電影創作聯盟(Taiwan Original Filmmakers Union),每隔一兩個月就會辦的橫向交流活動,「豆腐」是聯盟 TOFU 的縮寫,電影是團隊合作,豆腐趴就涵蓋了拍電影的各個崗位,包括場記趴、劇照趴,跟焦師傅趴、電影美術趴、電影配樂趴,募款趴、Casting 趴……等。王耿瑜笑說:「平常大家各忙各的,但電影有那麼多環節,大家平常都在劇組裡,那我們可不可以透過聊天交流工作經驗、知道彼此在幹麻?同樣一個錯誤大家不要再犯?」

例如辦電影美術趴,就找來老中青三代,找年輕助理也邀資深美術,讓他們互通有無、傳承經驗,她解釋:「台灣太小了,你才跟了兩部助理,就不小心升到頭了,就開始被當作美術指導被要求了,可是你應該也很空虛寂寞吧?因為有一些東西你也不了啊。所以我們想讓中青輩可以橫向交流,還是要互助,不要每一個都很辛苦地長大。」

他們把豆腐趴移植到短片實驗室,例如,去年就有選角趴、製片趴,安哲毅回憶:「學員看完兩部短片後直接打預算,各組猜的結果很離譜!有些猜幾百萬、有些幾十萬。」今年則以短片為例,分享身為工作人員,如何與風格迥異的導演合作?他們找來《狀況排除》導演詹京霖、《三仔》導演黃丹琪,及同為兩部短片的美術張軼峰,聊聊美術究竟是電影美學的創作者,或是服務導演的服務業?三人展開精彩的「三方通話」。

課程另一個重點是人文方面。安哲毅嘆道:「我們這兩年看到的文本,厚度不是那麼扎實,台灣文學是很豐厚的資產,沒有利用很可惜,但學電影的不讀書,這也讓我們很擔心,他們太著迷在操作技術上!拍得很漂亮但沒有中心思想。」因此,短片實驗室去年找柯裕棻談短篇小說,今年找房慧真分享田野調查的方法。

除了搶救文學素養,短片實驗室邀請近年在高雄電影節做短片策展的鄭秉泓,分享短片的「他山之石」,擴展大家對短片的想像。王耿瑜說,她曾在國外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短片,三、五分鐘、一個場景就可以拍出很有意思的東西!她說:「他放的很多片子,常常就一個 concept,幾場戲就很單純把一個概念、氛圍拍出來,而不是講一整個 story,這跟大家在學校學的很不一樣。」

安哲毅進一步解釋:「台灣最主流的,或全世界電影學校在都教的,短片是所謂未來長片導演的練習片,所以希望在短片裡看到起承轉合,也因為國內影展競賽規定的短片長度,金穗、金馬短片要求是 60 分鐘,公視學生劇展是 30 分鐘,只講概念是沒辦法撐 30 或 60 分鐘的。另一種是我們常在國外影展看到、非常精彩的短片,一分鐘、三分鐘、五分鐘,就講好一個概念,坎城短片長度就只有 15 分鐘。」

他強調,其實短片存在很多種可能性,但因為我們看得少,自然不會往那一方面發展,他笑說:「大家眼睛都看著李安、侯孝賢,好像每個都要拍長片,但其實不一定,國際上很多把短片拍得很精彩的導演,動畫就非常明顯,尤其現在 3D 動畫開始之後,好多精彩的作品。」

安哲毅說,以科班來說,體制內的教育方式是循序漸進,他們希望為體制做一點突破傳統的事,以文學來比喻拍片的話,短片應該是「極短篇」,大部分人起步也是從短篇開始,「也許你是天才可以一開始就寫長篇,但如果你是天才就不會來這邊了,你來這邊我們會把你埋沒!就像你是天才到了學校,學校就會害了你!」

另一個很重要的訓練,是讓學員們與講師練習討論劇本,傾聽彼此的意見,因為拍片需要知道人和人在片場該如何交流,如何讓事情推進。王耿瑜強調:「我們希望培養一個『完整的人』,他先是一個人,才是一個導演,而不是一下子就有導演病!因為我們價值觀是讀書人最大、導演最大,所以太容易導了一兩部就演得很像導演,這對整個環境沒有好處、不健康,也很容易讓人就停住了。所以希望至少在剛開始工作時,就知道你是可以接受別人意見的。」

這也是為何短片實驗室的徵件是以「製作團隊」為單位,王耿瑜說:「我們知道拍片不是一個人的事,要這麼多環節大家一起做,所以我們希望導演製片編劇一起來,或者後期跟剪接配樂一起來,透過這樣的環境彼此交流,爭鋒相對也可以有不同的轉化、得到新的理解。」

正在大學教書的安哲毅也有感而發:「我也認為大學訓練是要讓一個人變成完整的人,但現在大學是巨匠電腦化,最好畢業了什麼軟體都會了,可以馬上工作,那你去巨匠電腦就好啦!幹嘛念大學?可是好像家長、學生甚至整個社會都有這種期待,大學就變成巨匠電腦了。」王耿瑜說現在網路發達,要學技術很快,但拍電影絕對不只技術,「我們怎麼和人一起工作,這才是最重要的。」

況且,拍片這一行沒有人力銀行,工作機會都是靠人介紹,你的表現如何,都被同行看在眼底,例如,攝影在下一個案子被問到有沒有認識好的場記時,就會介紹之前有印象、表現不錯的年輕人。安哲毅說:「我們的環境就是這樣,非常靠口耳相傳,你做得好就有人介紹,做不好就沒人再用你了,其實也滿殘忍的。」

聊到短片在台灣的前景,王耿瑜笑說,手機等載具提供了全新的觀看方式,假如短片夠屌應該更容易在這個時代生存。安哲毅則認為,短片未來的市場可能在 OTT,過去短片不容易被看見是因為場所的關係,而新媒體不再被時間限制,「你不會特地去電影院只為了看五分鐘、十分鐘,但 OTT 則不一樣,我覺得一旦到了 OTT,短片比較有機會,它是自由的,反正我要看影片點一下就好,短片有機會在網路時代建立起空間。」

在安哲毅看來,短片在台灣的發展,「商業」或許不是首要考量,他談到:「我覺得一個社會需要的電影,不一定是這麼市場性的電影。電影有商業、文化兩個彼此在作用,你如果完全太往一邊走,電影就沒人看,新電影的沒落就是這樣,但往另外一個方向走,他就會變成完全市場,這樣也不好,這平衡很難抓。」

有人倡議輔導金應該取消,安哲毅對此較為保留,他說:「常常有人說,不要再發輔導金了,越輔導越失敗,我沒有這麼全然認同,因為我相信有一部分不是市場機制決定的,電影不是製造業,如果有一部分的電影是不太具有市場性、但社會需要的話,政府本來就應該要做這件事,對不對?政府輔導所有藝術創作,電影當然是其中一項。」

換個角度來說,輔導金可以讓更有獨立性、實驗性的作品有機會問世,安哲毅說:「以前有個導演跟我說,他本來有個故事很想說,本來要花 100 萬,結果申請到輔導金 80 萬,只要再花 20 萬就可以說故事了,從這個角度想的話,那輔導金太快樂了!」

他繼續分析:「有只靠拍短片過活的人?有,但是非常少,我相信只有在少數歐洲國家有存活的機會。我不太期待當短片導演可以過很好的日子,這的確有難度,這代表商業性、市場性要有一定成熟度,但短片到了這樣成熟度,我可能就把它歸類成廣告了,因為它可能會少了獨立的批判性。短片作為更實驗性的作品,它是寂寞的,所以我覺得短片是要有一些支持的。」

安哲毅同意具備市場性的短片有「拉長」的機會,他談到:「主流還是把短片當成長片的潛力股,如果短片中了就有機會『變長』。以 IP 這個年代,坦白講是保守,為什麼保守?因為投資方先看到你成功了才願意有下一步動作,他不願意做更大的冒險,IP 就是一窩蜂,續集成功之後再拍幾集,出漫畫、小說、襪子、扇子,把殘餘價值榨乾,賺到不能賺為止。所以 IP 是絕對的資本主義化,是絕對的保守的降低風險的投資方式。」

正因為 IP 大行其道,短片成為很好的試金石,因為拍攝之初,投資方還不用出錢呢!安哲毅笑說:「他是看到有一個熱情的年輕人,跟爸媽借錢去拍,拍出來感覺不錯耶他再下注。所以短片拉長的機會絕對是有,只是原創者在環境裡能不能先存活。」

此外,短片也是挖掘新導演的方式,在台灣有拍出《神算》的陳和榆續拍《通靈少女》,而在中國因為市場蓬勃、片量很大,急需新血注入,短片導演一直被密切關注。而把短片「拍好拍滿」,確實有助於新導演掌握長片,王耿瑜過去在國外看短片的經驗告訴她,只有 15 分鐘長、兩個人一場吃飯戲,也可以張力十足!她笑說:「我相信如果在短片把一兩場戲處理得夠好,包括人物角色關係,用一個場景及道具去傳達你想說的事情,把這麼小的事情做足了,未來做長片底氣才會足。」

我們聊了許多影視圈的新人陣亡率與短片應該扮演的角色,安哲毅分享了一件有趣的經歷,十年前他參加金穗三十,有一半以上的人不認識,因為他們拍了第一部片後就沒再拍了。他說:「我想短片獨立存在的價值,可能不在於市場,不在於它此刻的能見度,可能在於創作團隊養成過程的必經之路,我們陣亡率一直很高,如果拍過短片後覺得自己不合適,趕緊去做下一件事也是好事,不用每個人都花這麼大的資本,因為電影真的太花錢了,此刻我們環境沒有健康到讓他們揮霍,大家都要很小心,把第一部片子當最後一部在拍。」

王耿瑜和安哲毅都是拍片出身,所以常常思考要如何讓拍片環境更好、更有趣、更多元一點?而短片提供了一個方向,王耿瑜從近年的短片中,觀察到數位時代如何影響題材選擇,今年短片實驗室收到的劇本,一半以上和科技有關,她笑說:「這很像是我們在做田調,滿有趣的,如何讓這些題材以更有意思的方式呈現?這也很重要。「既然是實驗室,我們就希望不只是培養以後只能走向類型電影的人,假如台灣能有更多元的題材,就可以讓環境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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