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杉田俊介
從《風之谷》到《風起》,近 30 年來宮崎駿常一再描繪失衡下的悲劇,以及跨越過末日的「孩子們」。在腐海與戰爭侵襲下尋找解答的娜烏西卡、皋月與小梅姊妹和龍貓的相遇、身處油屋的千尋與自然眾神、乘風踏浪的波妞……宮崎駿對世界懷抱著危機感?萬物有靈論裡的世界觀又是什麼?相較於迪士尼所創造出來的美好世界,宮崎駿卻在動畫電影中呈現世界破敗後的情況,他為何要在動畫中陳述這些?
宮崎駿的形成期體驗
在宮崎心中,對於炸彈從天而降、把一切全都燒光的這種空襲被害經驗,直接反轉成了強烈的(過強的)加害者的罪惡感。宮崎一家在二次大戰時的家境很好,上述提到在櫪木縣的「宮崎飛機」是前端的軍需產業,他的伯父是老闆、父親則是廠長(父親幫助患病的伯父)。他們組裝零式戰機的擋風玻璃,以及夜間戰鬥機月光之翼的機體前端部分。戰爭中期,一千多名工人餓著肚子工作。那絕對不是工廠該有的樣子,連沒有受過訓練的女子臨時工都錄用,未達標準的飛機也照樣生產(因為熟練的技工們都被徵招入伍了),甚至還塞錢賄賂軍中的檢驗官。特攻隊的青年,應該都是駕著粗劣性能的引擎、漏著油的飛機飛往戰場的吧……
戰後,宮崎一直對於自己的出生背景,懷有說不上來的罪惡感,也和父親爭辯了很多次。但同時,他又對戰車和戰鬥機鍾情不已,從小學時代開始,戰記之類的東西對他而言有種不可言喻的魅力,完全抗拒不了。戰時是加害者方的共犯,並且因此得以繼續生存下來——這樣的罪惡感,不用說,就是身為「日本人」的罪惡感。這個部分,宮崎一直用「蓋子」壓抑著,不想正視它。宮崎在大學的時候,將自己幼年時期的潛意識剖開來,注視著那恐怖的根源,嘗試著對自己做精神分析。
小時候我就是所謂的「乖孩子」。並沒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過活,而是都順從父母的意見。雖然當時沒有意志,但也正因為沒有意志所以才可怕。直到看了《白蛇傳》,我才恍然大悟,應該要畫孩子們的率真和豁達才對。但父母動不動就踐踏孩子們的率直和豁達。因此,我想做出可以對孩子說「不要被父母吃掉囉」這樣的作品,獻給世人。希望他們能脫離父母獨立。
「不要被父母吃掉囉」,如何?這不是普通的思維吧。很奇妙的是,在宮崎的心中,自己的幼年時期有一部分被「父母」扼殺了,所以才有這種過剩的被害感受。這種被害的感受是從哪來的呢?我就算翻遍了宮崎堆積如山的發言,也看不出什麼端倪。他的母親因為脊椎骨瘍而臥病在床,和其他的孩子們相比,我不認為有特別不幸。但殺死宮崎的「父母」到底是誰呢?應該是所有的大人吧!無論如何,宮崎覺得自己曾經被父母(大人)殺害的這種不可思義的被害感,是自小就無法逃避的。
於是,他覺得自己一定要做出可以對孩子發出「孩子們,不要被這個世界的大人吃掉囉!」這種訊息的動畫,讓另一個自己,同時也是像朋友一樣的孩子甦醒、復活過來(參考《通往書本之門》中,他對於柏納特(Burnett)《小王子》的評論)。大泉實成的《宮崎駿的原點》介紹過一個很有名的小故事:就在日本即將要戰敗的前後,疏散區的宇都宮被空襲時,經歷過戰爭的宮崎曾經回憶過當時的情況——在棉被裡一睜開眼,已經被空襲了。天空被染成像夕陽一樣的粉紅色,全家人一起往外逃。先是逃到防空洞裡,後來又再逃到東武電車的堤防上。那裡也很危險,所以叔叔就回家把卡車(小貨車)開出來。他們開著卡車逃到城鎮外面去。叔叔坐在駕駛座上,媽媽抱著弟弟坐在副駕駛座。父親和哥哥和 4 歲的宮崎坐在後面的貨台上,穿梭在烈火之中。
在那裡也有其他人在避難,我雖然對那時候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但確實有聽到有個女人的聲音說「請讓我們搭車」。我不確定她是看著我,還是我看到她在跟父母親說著什麼,總之就是抱著一個女孩的中年婦女,看起來很面熟,好像是住在附近的人,她跑過來說「請讓我們搭車」,但是車子就這樣開走了。(引用自《宮崎駿的原點》,〈透過動畫〉)
宮崎說「我對那時候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也說「我不確定她是看著我,還是我看到她在跟父母親說著什麼」,這記憶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在孩子心中,聽錯了父母說的話而記下來的內容。因為宮崎自己也說過很多次,有關他父親所說的話和一些小故事,都經過各種虛構和竄改。事實上,他的大哥(新)所敘述的關於那一次空襲經驗的記憶,和宮崎的版本就有微妙的差距:說「請讓我們搭車」的聲音不是「女人」而是男人的聲音,而且那個「抱著一個女孩的中年婦女」是「隔壁二戶鄰居的田口的爸爸」。(《宮崎駿的原點》)。這是好多層現實與虛構、事實與故事的糾結。
倫理與現實的曲折
在面對自己的「原點」時,宮崎的言詞便會顧左右而言他,嘮嘮叨叨言詞閃爍,那應該就是「非面對不可,但不想面對」的下意識抵抗吧。確實,宮崎動畫裡的孩子們,如果遇到那種狀況通常都是毫不躊躇、不假思索的立刻採取行動幫助他人。但是,宮崎要傳達的,是希望我們能義無反顧地幫助在戰火或災害中受困的人,變成具有健全、健康的道德心理的人嗎?是要我們變成有道德的孩子嗎?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因為,宮崎的「原點」,是那個決定對別人見死不救的悔恨、自己被迫得見死不救的被害意識,有如莫比烏斯環一樣的曲折。如果不面對這個奇妙的曲折,宮崎駿這個人的思想就會淪為一般的道德說教了。但那絕對不是那麼虛假的場面話。如果追溯到被壓抑著的潛意識底層,宮崎內心交錯著難分難解的加害與被害、主動和被動的衝突。
他有聽見「請讓我們搭車」的聲音。宮崎想要伸出援手,就快拉到手了,但卻碰不到。想要對周圍的大人大叫「我們幫助他吧」,但卻因為太害怕而叫不出聲。一次又一次,那個景象隨著戰火的記憶,不停地在夢中反覆。那種沒能救到人,沒能讓他活下來的感覺,對宮崎來說,就是倖存下來後永遠的痛楚。面對「沒能伸出援手」這件事何其痛苦難耐。於是,就在記憶上頭加了「蓋子」。就像洋蔥狀的容器一樣的無數層「蓋子」。從對於升學考試的抑鬱,接著是「好孩子」這層防護罩,再到對父母的反射,最後到了源頭——站在那裡抱著孩子的女性。宮崎從那個被抱在女性胸前的「孩子」,看到了自己。
想要幫助弱者的欲望,會因為佔有權與愛的扭曲,有時候變成過多的暴力,甚至去奪走他人的生命。到頭來這也許又是努力活下來與被救活的糾結(被動與主動、加害與被害),彼此盤根錯節、累積到要觸擊到自身的「原點」時,終於能將這個惡性循環一刀斬斷的解脫。自己最後究竟是努力存活下來的還是被救活的?是殺人還是被殺的?原本一開始在那裡哭泣的孩子究竟是誰呢?然後,現下作為一個孩子的我們,觀看從那個「原點」孕育出來的宮崎駿的動畫,又代表了什麼意義呢?
成立吉卜力工作室
宮崎在《卡里奧斯特羅城》問世之後,擔任了《魯邦三世》第 145 集和 155 集的腳本和導演,並且也負責了電視卡通《名偵探福爾摩斯》的製作。但是電視動畫沒辦法做出他真正期望的作品,這樣的抑鬱情緒愈趨強烈。1982 年,《Animage》從 2 月號開始,開始連載宮崎的《風之谷》漫畫,他同時也擔任《名偵探福爾摩斯》的導演。11 月的時候退出東京電影新社。
1983 年,電影版《風之谷》的籌備開始了,由高畑擔任製作人,製作團隊是 Topcraft 工作室(社長為原徹)。當初製作《太陽王子霍爾斯》的團隊經過 15 年後再度聚首,可說是再次點燃了跨刀合作的火焰,不是只有「重來」而已,根本就是「重生」。籌備處設在杉並區的阿佐谷。就在籌備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宮崎的母親美子敵不過病魔過世了。她從未錯過兒子的電影,總會去電影院觀賞;但等到宮崎想要讓母親看到真正屬於他的「出發點」《風之谷》時,卻沒能如願。他的母親大半生都在和病魔搏鬥,《風之谷》的籌備就是在他失去母親的悲慟中進行的。
1984 年 3 月,《風之谷》上映了。不僅內容大獲好評,票房也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同年 4 月,他在杉並區成立了「二馬力」個人事務所。在醞釀下一部作品的同時,他有另一個構想並開始製作,是以福岡縣柳川市作為場景的紀錄片《柳川運河故事》,導演是高畑勳。接著,踩著《風之谷》在內容和票房雙雙獲得成功的跳板,於《天空之城》的製作期間,德間書店在 1985 年出資成立了吉卜力工作室,地點設在東京都武藏野市吉祥寺。「吉卜力」(ジブリ),是指吹拂在撒哈拉沙漠中的熱風。二次大戰中,義大利的偵查戰鬥機也以此為名。
吉卜力成立的理由非常簡單,就是因為找不到任何可以容下宮崎駿和高畑勳這兩位天才的地方。被預算和時間綁死的大電視台,不可能做得出他們所追求的那種高層次動畫。他們想做的是那種竭盡全力、毫不保留的作品——那就是吉卜力成立的原動力。吉卜力耗費大量預算和時間,每部作品都是全神貫注地投入,奉行導演中心主義,致力成就完美作品。基本上,在當時,像吉卜力這樣只製作劇場版長篇動畫的動畫工作室,在全世界幾乎無例可循。票房收入不穩定的劇場版長篇作品,風險很高,所以通常都會為了維持收入而以電視卡通的製作為營運主軸,這幾乎是當時業界的通則。
然而,自此開始,吉卜力陸續推出了多部令人目眩神迷的長篇動畫。不只是小孩和年輕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想看吉卜力的新作品,殷切期盼著他們的動畫電影。這個國家恐怕是第一次誕生了會持續做這種作品的工作室。後來,經過《魔女宅急便》的大賣,差不多在《魔法公主》和《神隱少女》上映的時候,「宮崎駿」這個名字,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國民作家」。至此就是吉卜力工作室創立前的「前史」。
延伸閱讀:
本文摘自《宮崎駿論:眾神與孩子們的物語》,由典藏藝術家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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