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印卡
《日曜日式散步者》以紀錄片的形式去討論文學的歷史。
《日曜日式散步者》是台灣這幾年難得一見的文學紀錄片。這一部紀錄片對於一般觀眾來說，既不感人也不讓人感到輕鬆，但某種程度來說，這是一部歷史翻案的紀錄片。對照起臺灣學院的研究資料，觀眾甚至難以理解，一個被文學史視為曇花一現的小詩社，何以有值得注目的價值。過去在台灣文學史中，被塑造成純文學運動的風車詩社，在《日曜日式散步者》中，導演黃亞歷放棄了文學史中常見的觀點。片中風車詩社不再以寫實主義為標準被貶抑，而是重新被放到世界史的脈絡裡頭。觀眾可說是重新扮演著風車詩社的成員，回看日治摩登下的前衛文學。《日曜日式散步者》也因此重新打開台灣文學史對於文學性的重思。
照片右一為林永修先生。
《日曜日式散步者》透過重新考據日治時期風車詩社所存在的時空。台籍成員水蔭萍（楊熾昌）、林修二、李張瑞與張良典在時代中的各種選擇，從現代文學的閱讀到追逐文學明星考克多的趣事。同時也探索台灣日治時期的台人文學觀點、戰爭因素，甚至戰後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發生，讓觀眾一睹台灣歷史環境下追求文學自主性之困難。
整部片以水蔭萍為核心，開展了台灣被忽視的日治前衛。在影像使用上大量使用近鏡頭，觀眾被迫在演員的重演下，重新注視著當時的物質狀況。無論是文學書籍，或是台灣在日本殖民下所變換的生活方式，強迫觀眾逼視著一段被台灣遺忘的歲月。
《日曜日式散步者》中的風車詩人合影舊照片。
這部片裡，黃亞歷拼接著風車詩社成員在 1920 年代到戰後的經驗。透過歷史時間的發展，讓水蔭萍（楊熾昌）、林修二、李張瑞與張良典，分別成為了不同時期的風車詩社面貌。水蔭萍作為詩社的發起人；林修二作為與西脇順三郎的連結；李張瑞作為戰後左傾的現象；張良典作為戰後停筆的代表。這部片大膽地透過個人史的角度，讓觀眾回望了台灣日治時期的殖民現代性，在這樣的限制中，這些文青如此接受海外前衛藝文的資源。
除此之外，由於風車詩社成立的時光，也恰好是東西方藝文思潮上個世紀戰前的高峰期，長期作為實驗影片導演的黃亞歷，在這部片中向觀眾示範了什麼是表現主義的變形失真、倒敘手法、不尋常的拍攝角度、大量的無生物物件的畫面。台灣曾經擁有著日本帝國境內最大的電影同好會，《日曜日式散步者》影像的嘗試，也同時呼喊著臺灣電影史早期中，實驗電影史料的空缺與遺憾。
《日曜日式散步者》這部片的出現，與前陣子黃明川的《櫻之聲》拍攝黃靈芝經歷的紀錄片，共同指向的，是臺灣過去在意識形態下所忽略的藝術自治性的問題。文學之所以是文學，仰賴著特殊的社會制度來維持，藝術如何不只是作為社會的工具，不只是一味去證明對社會有用，或時流於政治正確。這與各種藝術在當下臺灣時空被忽視其價值，仍然遭受各種審查的現況，不僅僅是歷史的回聲，而是一面鏡子所照出的文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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