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壹周刊》2001年5月創刊號
文／黎慕慈（資深媒體人，曾任港台《壹週刊》執行副總編輯、《壹電視》「壹級娛樂」總編輯兼製作人）
「《壹週刊》是trash（垃圾）。」
那是我在台灣第一場關於《壹週刊》的辯論，說此話的是十四年前在台北舉足輕重的梅花戲院負責人，當時《壹週刊》要打進台灣市場，我從香港搬來台灣負責設立編輯部，團體仍未建立之初，率先見識的是有識之士對《壹週刊》的不屑與害怕。
「那你看過這本trash？」我問。
「我才不看垃圾雜誌。」
「你沒看過，憑什麼說是垃圾？你不好奇，為何那麼多人喜歡垃圾？」
像跟神父討論A片的道德觀一樣，辯論終究是不歡而散。但一本還沒面世的雜誌可以如此惡名昭彰，就如賭桌上的莊家一樣，穩贏一半了。
壹週刊=狗仔隊，壹週刊=腥羶色，壹週刊=踢爆，《壹週刊》就是挖人隱私漠視倫理喪盡天良，迫害政客富豪藝人，憎人富貴嫌人貧，帽子愈扣愈大，危言聳聽從來都是旁邊敲鑼打鼓的同業，狼來了終於成真，大家只好先拿著鞭子亂舞喊打。
◎香港《壹周刊》創刊號，封面人物竟是⋯⋯
但最初的《壹週刊》跟以上形容詞都扯不上邊。
《壹週刊》於1990年在香港面世，第一期的封面是香港諧星許冠文（周星馳的前輩，被譽為香港「喜劇之王」），標題是「許冠文：『我想做總統！』」那時我剛出道，是小記者，看到封面一臉疑惑：香港哪有總統！（只有港督，1997後叫特區首長），心裡的os是：「什麼鬼呀！這可以當封面？」
香港《壹周刊》創刊號
一個月後，我負責的專題居然也變了封面，而且上面只有四個字：「留住我吧！」完全叫人摸不著頭腦。
那專題是關於香港人害怕1997年的來臨，不想回歸大陸的個案。
之後我還有一篇「如何選擇幼稚園」（香港的畸形教育制度，懷孕就開始替胎中腹兒報名貴族幼稚園，二十多年後情況依然不變），亦躍上封面去。當年的《壹週刊》，其實較接近台灣的《天下》雜誌或《遠見》雜誌。
《壹週刊》在香港平地一聲雷紅起來，當然與以上的封面題材無關。其成功之道，除了因為老闆黎智英的政治反共取向，在六四事件後贏得民心外，也是因為他把以往楚河漢界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雜誌、財經雜誌、娛樂雜誌、時尚雜誌、旅遊生活雜誌，共冶一爐在一本雜誌內，又把雜誌改成在地鐵容易翻閱的尺寸，並且以低於市價一半販售（亦是當時他經營Giordano的量多價平策略）。每一個部門跟範疇，黎智英都要求做到專業水準，當時他發給編輯部的參考雜誌，包括《Newsweek》、 《Forbes》、《People》、《National Geographic》，壓根兒沒有一本跟八卦有關連。他本人不看中文雜誌，後來甚至禁止記者閱讀同類型的《東週刊》，《快週刊》。「會學壞。」他說。
由於封面題材太一本正經，一年多後，他決定把雜誌一分為二，一本是政治財經，另一本是娛樂生活，多了一個封面，對銷量及廣告都有明顯好處。初期的娛樂封面，不脫人物專訪或專題報導形式，直至誤打誤撞的狗仔隊（未來將另文討論）出現，情況才有了180度的轉變。
◎最大的敵人，就在自家後院
因為狗仔隊的存在，《壹週刊》進軍台灣可說無往不利，銳不可當。讀者視偷拍報導為春藥，同業則恨之為毒藥，大家都無視雜誌多元化與專業的訴求，甚至尺寸或定價策略的影響。也不像香港媒體市場導向立刻跟風傚尤，看待《壹周刊》的態度，或驕矜自大，或保守迂腐，除了謾罵排斥，別無他法。（《時報週刊》大概五、六年前才迫不得已縮小雜誌尺寸及加入編制狗仔隊，但為時已晚。)
但《壹週刊》的最大敵手，從來都不是其他週刊，而是《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因為有出版時間優勢，報導方式雷同，很多時候都先「破」了《壹週刊》的題目，且明星特別容易利用同一集團的報紙，或駁斥，或提前打「預防針」，反制週刊報導，讓讀者真假難分。因此報紙與週刊之間總是大玩保密防諜戰，記者之爭更是無日無之。
競爭最激烈的一次，是當年王菲在北京生女兒，香港《壹週刊》拍到她出院的獨家照片，香港《蘋果日報》知道其他報紙亦有可能拍到，唯自家獨缺，於是報紙社長逼香港《壹週刊》交出照片，當時我負責娛樂本，堅持不給，社長指《壹週刊》記者勾結外面報紙對付《蘋果》，我為此大動肝火跟他拍桌子，最後他下令封殺香港《壹週刊》，規定《蘋果日報》的資料圖書館不准外借任何報紙照片給週刊使用，娛樂新聞報導更是逢「壹」必反，時間長達三個月。
對於兩者相爭，作為老闆，黎智英的態度是樂見其成，認為有競爭才有進步。無論在香港還是台灣，黎智英都是週刊達陣後，隔兩至三年再用報紙出擊，而《蘋果日報》總編輯的候選人，都會先放在《壹週刊》不同組別管理專題報導好一陣子，讓他們歷經壹傳媒文化的震撼教育。
◎刀刀見骨的「鋤書會」
所謂震撼教育，是黎智英手上的兩把利器：「鋤書會」（在《蘋果日報》則叫「鋤報會」）與「腦力激盪會」（brain-storming）。「鋤」是廣東用語，源自由木製長柄與金屬刀刃組成的鋤頭，耕種時用來鬆土除雜草，而後轉為形容斧頭劈落的動詞，即要夠狠夠力。最初由黎智英親自主持，所有高層必須與會，把當期雜誌每一篇報導拿出來批評，不准有任何溢美之詞。
對於見面三分情的傳統文化人，「鋤書會」就等同文化大革命的互相批鬥，即使報導由總編輯操刀，其他人亦不留情面，你「鋤」我我必還擊「鋤」你。後來，黎智英更用「鋤書會」「鋤」掉他認為不適任的高層，方法是他要求高層下海執筆，然後在會中不假辭色把文章罵得狗血淋頭，一次、兩次，逐漸磨盡「目標人物」該有的自尊，讓該高層最後憤而辭職。
「腦力激盪會」就溫和多了，是做題目前的準備會議，同樣要所有主管參與，並對主要的題目提出報導的建議。聽起來跟一般會議沒兩樣，其實它是各主管在老闆面前耍功夫力求表現的時機，誰得老闆歡心，誰令老闆皺眉，一目了然。即使某些「建議」讓老闆激賞，但執行難度過高，提出的主管頓時成為大家的「眼中釘」。
這兩個會議，在香港跟台灣兩地，卻有不同反應。香港人裝洋派，自命經得起考驗，因此批評別人總是針針見血。我記得當年香港《蘋果日報》的高層放在香港《壹週刊》「實習」期間，因為一篇報導被週刊女同事在會議上批評「教人叫雞（召妓）」，該高層因此記恨多年，埋下日後蘋果惡鬥《壹週刊》的種子。
台灣人愛面子，講話總帶三分客套，開會通常只有香港來的主管指指點點，他們偶爾附和兩句，重點是，不「帶頭」批評。一次，台灣同事對別組的稿子表達自己的看法，會議一結束，被批的拉著批評者的手，略為撒嬌地說：「以後有意見私下跟我說嘛！」即是叫對方在會議上閉嘴。大家都抱著何必交惡的心態打工，所以很快，只要老闆或香港人不出席，這兩個會議就淪為橡皮圖章，由兩個小時變為半小時，後來更常是五分鐘（或者根本不開會）。
◎鋤書愈狠辣、銷量愈漂亮
有趣的現象是，開會時間跟銷量剛好成正比。在開會像比武過招的年代，《壹週刊》的銷量，平均一期逼近18萬冊，到後來開會都是「沒意見」居多的狀況下，銷量下滑至10萬冊左右，而到了主管都因事不出席會議，匆匆五分鐘結束會議的今天，銷量只剩5萬多冊。
當然，大家都怪大環境改變：手機、網路、讀者口味愈來愈重。反正客觀事實是最大藉口與因由，個人能力已非重點。畢竟《壹周刊》香港版24歲，台灣版也13歲，它已從以前朝氣蓬勃的新型態綜合雜誌，演變成黃昏工業的紙媒產品，現在只能靠網站及app謀出路，但點擊率難以匹敵報紙的即時新聞，影音又沒法跟上電視網絡的水準，難免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
《壹週刊》曾經代表了媒體既爭議卻好玩的一個年代，那個讓星期三（出刊日）變得令人期待的年代，那個就算是trash也是trash icon的年代。那個不管你在哪家媒體工作，大家都十分熱血的美好時光，而這些就跟青春小鳥一樣，從此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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