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蔡曉松
大慕影業製作、公視社會寫實劇作《我們與惡的距離》選材大膽。從隨機殺人案出發，環繞於加害者、被害者，甚至是傳媒、司法系統，以及看似置身事外的輿論大眾。在精良的製作品質與吳慷仁、溫昇豪、曾沛慈、陳妤、林哲熹、施名帥等一線演員參演之外，本劇女主角更邀請來近年重心往中國大陸市場發展的女演員賈靜雯，重回台劇舞台。
賈靜雯在片中飾演因為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而喪失愛子的新聞台主管宋喬安，在創傷與內疚底下用工作與酒精麻醉自己，強硬的形象底下潛藏失和的家庭危機。詮釋站在輿論第一線的媒體工作者，又要碰觸無差別殺人的敏感議題，賈靜雯如何掌握這個拿捏不易的角色，久未出現在台灣電視劇的她，近幾年又有何心路歷程。採訪當日，她趕完上場拍攝，馬上來到現場坐定，專業而冷靜，表演背後的故事，就由她向我們娓娓道來。
談那個勾住人的「惡」與角色
第一次回到台灣電視劇的舞台，《我們與惡的距離》是怎麼吸引到賈靜雯的目光？她回憶，2000 年的《飛龍在天》應該是她在台灣拍戲的轉捩點，之後，她的工作重心就逐漸轉往中國大陸。「長期離開台灣拍戲，能夠回來，應該也是一種情懷」，她說，回到台灣之後接到邀約，第一個吸引到目光的，是這齣電視劇的片名。
「與惡的距離」，這幾個字讓她感到特別，這齣電視劇究竟在討論什麼？甚麼又是它標示出來的「惡」？好奇之餘，也想有個機會，挑戰看看一個與以往角色形象大相逕庭的角色，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賈靜雯。「當然，我現在的生活狀態也與以前單身的時候不同，自己又有了孩子，那個心境上面的轉折，讓我有更多同理心去看待宋喬安這個角色，也看到她之於我的可能性」，兩者相乘之下，便讓她有了參演的動機。以演員的立場來說，賈靜雯也強調，《我們與惡的距離》工作團隊的用心，更讓她堅定參與該劇的意志。
從讀本談起，第一次見到劇本，賈靜雯便感受到編劇呂蒔媛討論議題的多面性。「劇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有一條自己的故事線，每條線又都暗藏了編劇對議題的切入點」，賈靜雯說，她對劇本的勇氣印象深刻，尤其是當每一條支線都爭議問題有所描繪。「裡頭的角色，不只是無差別殺人犯、媒體，還有一些與精神疾病有關的面向，像是思覺失調……」談起故事中的角色群相，每個都讓賈靜雯有往下閱讀下去的興趣。
「劇本裡有些角色與我飾演的宋喬安沒有直接關聯，但當我與編劇討論，得知田野調查的內容，才發現一個犯罪者背後的成因可能有眾多面向。」賈靜雯解釋，她的角色要面對的是自己生命中發生的悲劇，那種傷痛的情緒是很私人的，宋喬安無暇顧及這麼多道理與深究背後的原因，但回到賈靜雯自己的視角，看到這些議題的不同面向，更讓她覺得這才是劇集應該要去點醒社會探究的問題，「對我來說，參與《我們與惡的距離》不僅是演一部戲，當我們在會議室裡讀本、開會、討論角色，都能瞭解更多不同的觀點。」她說，這個過程不僅是表演，也更多求知與探索的面向。
談到準備角色的過程，賈靜雯說，製作方有安排她到電視台參觀，但更重要的是與實際在第一線從事新聞工作的從業者對話。「妳要知道他們工作的細節，知道他們面對一則可能帶有私人情緒的報導時，會是用什麼心態去進行處理。這些都要從專業人士中獲取資訊」，往下細談，從對方的語言、態度上，也能琢磨出工作者的方方面面。最後把這些元素集合自己的理解，就拼湊出對宋喬安這個角色的想像。
「社會習慣指責與批判媒體，但是當我自己走進這個角色的時候，便發現自己其實更能同理媒體工作者的無奈。」談起媒體工作的社會意義，賈靜雯稍微謹慎地放慢語速，她感受到，要做一則好新聞可能不只是工作者個人能夠決定的職責，它會關乎上司的命令、關乎網路輿論「鍵盤俠」們的風向，這些聲音會不斷給媒體工作者的壓力。這些同理的作用，也讓她在揣摩宋喬安這個角色時能有更為深刻的感受。
除了媒體工作者之外，宋喬安的另一個身分是痛失愛子的母親。賈靜雯認為，宋喬安在這個面向的感受是相當痛苦的，「我自己的生活目前很和平，也在非常舒適與理想的狀態，要走進宋喬安的心境，我只能表達出最大程度的同情，並且陪伴這個角色與我一起走過這段旅程。」她說，她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感受到宋喬安真實的痛苦，但當她必須要走進這個角色，她得要跨過這道門檻。
「這可以說是我走進這個角色最大的困難：我本身很愛我的孩子、重視我的家庭。」但是，宋喬安為了要覆蓋自己的傷痛，她必須極大地強化自己在新聞工作上的專業形象，離開職場，她必須要面對她與先生的感情裂痕、家庭中的回憶，於是她只能選擇用酒精麻痺自己。「這是一個一般人難以體會的狀態，對我來說，也是接演角色非常大的挑戰。」賈靜雯認為，就她的感受上，宋喬安已經失去了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靈魂，沒有心再去面對自己的家庭。
也就順著這個理解，賈靜雯也建構出她對於宋喬安這個角色的外貌形象。「我一開始就設定這個想法，我身為一個新聞台主管，會藏住自己難看的一面，就算每天酗酒，也會用厚重的妝容，去遮蓋自己完全無法入睡的雙眼。」在外貌上，賈靜雯便會強調形象上的強勢，畫個大口紅，讓宋喬安保持在武裝的狀態中，「那在台詞的部分，也會順著這個想像，盡可能地用冷漠、壓抑情緒的方式去表現劇本中的對白。」談論角色之餘，賈靜雯也笑說，表演還是要看到作品才能見真章，其中細節就請觀眾們拭目以待了。
真誠表演，跟隨角色踏上旅程
聊到在表演過程中，有什麼印象深刻的部分，賈靜雯認為，自己的個性隨和，但宋喬安是個很堅強、很 tough 的人，因此，在表現宋喬安訓斥下屬的強勢面向時，會有比較大的衝突感，也會花比較多心力去調整自己的狀態，但大多時候，其實主要就是跟著角色走去完成表演，並不會有太多刻意地操作。至於印象最深的戲，賈靜雯則提到劇中關鍵的一場：被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家屬碰面，彼此說出一些心裡話。
「要讓喬安完全放下，應該是不可能的，但她願意踏出來，已經代表她願意打開心房。我每次回想這場戲，都會起雞皮疙瘩」，賈靜雯強調，這個過程對宋喬安這個角色是艱難的，因此才有療癒的效果。在拍這場關鍵戲之前，製作方找到一位剛處理加害者與被害者雙方家屬見面案件的指導員，去理解見面當時的狀況，完全是第一手的真實資料。
「拍戲之前，我就跟導演講，這場戲不要對戲，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了，就來吧」，賈靜雯回憶當時的狀況，如釋重負地喘了一口氣，笑說，自己現在也非常期待看到這場戲最後的成果，這是這個角色的希望，走出困境與黑暗的光明面。「演完之後，回頭想，我能說我很開心能演到宋喬安。她的心境轉折，如何走出心魔的過程，也是這個社會還能有希望的象徵。」賈靜雯如是說，也總結了她在《我們與惡的距離》演出中的心路歷程。
久違十多年沒在台灣拍戲，談起中國大陸與台灣工作方式的不同，賈靜雯提到，她對台灣製作方的熱情是很感動的，大環境下，資源與條件都不算充沛，但台灣的戲劇製作者，仍然在認認真真地把作品呈現出來。「大家都有在把持住那種對戲劇的熱情與初衷。這很讓人感動。」在中國大陸，因為產量大，整個流程就會加速，但是台灣的工作者就有更多想要突破現況的熱情，也帶來一些不同的感受。
「到頭來，我覺得真誠很重要。」回過頭，談表演本身工作，賈靜雯也說，跟著人生不同階段前進，看劇本、看角色都會出現新的想法，「如果晚十多年，我可能演不來宋喬安；我現在回去演十多年前的角色，可能也不見得適合我。」誠實面對自己心境的轉變，另一個重點則是劇本是否有真實地對待角色的心境，則是對演員來說另一個重要的關鍵。「我習慣在最鬆的狀態下表演，我要信任角色、信任劇本、信任工作團隊，才能把最好的表演展現出來」，賈靜雯說，好的團隊，會在演員有疑惑的時候願意一起面對，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展現最好的表演。
對於未來工作的展望，賈靜雯笑說，不管是表演、節目，或是一些實境秀，現階段她很開放看待各種可能性，在戲劇方面，可能又以喜劇表演最想嘗試。「讓人發笑太難了，我很想嘗試掌握看看喜感的節奏。比方說一些底層小人物的悲喜故事，或許有點黑色幽默，像《大佛普拉斯》那樣」，她說，能有一些回應社會真實的故事還是好的，最後也要強調，拍攝《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是冀望能用戲劇傳達「希望」。「在現在這個社會，沒有希望沒有愛是很可怕的事，會失去對社會失去信心，認為一切都有瑕疵」，她回過頭說，宋喬安在最後找到她的希望，希望對所有人來說，也都能找到那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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