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JoJo：攝影／黃詠靖
「原本的故事很有意思，但改了之後原本的命題就跑掉了！」、「你的敘事薄弱，人物關係不清楚，疑問多了觀眾就會離開」……。這場景有些像論文口試，只是台上的「學生」是如坐針氈的新手導演編劇，台下的「主考官」是在業界打滾多年的知名編導，這是短片實驗室「提案工作坊」的現場。
由安哲毅、王耿瑜推動的「短片實驗室」今年邁入第二年，實驗室除了兩人，還邀請到作家小野、中國導演應亮、等人擔任「健檢醫師」，他們鼓勵以製作團隊報名，並從報名徵選的 20 多組人馬中挑出十組團隊，為這 10 組劇本及企劃把脈。他們費盡心思安排講座，用心良苦，就是為了提高新人的「存活率」！
談到短片實驗室的初衷，安哲毅有感而發：「我們自己在拍片，發現即使是大學相關科系畢業，對拍片的想像也不太一樣，有些新人不見得做好準備，不一定適應拍片的環境，進來就很容易陣亡！我們好像缺乏一個『中途之家』，在正式入行前有一個機會認識業界的話，也許存活率會高一點，也讓業界接受到的新血是有準備的。」
因此，短片實驗室的課程力求務實有效、與業界接軌。王耿瑜逗趣說：「因為我自己不是好學生，從以前上課不是翹課就是打瞌睡嘛，所以我盡量安排自己不會打瞌睡的課程！希望這些東西是比較有效的，而不是單方面一直講的，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兩人逐一解析課程安排的巧思，像短片實驗室的「健診制度」其來有自。王耿瑜 2010 年做紀錄片雙年展的策展人時，舉辦 Doc Doc（Documentary Doctor），邀請參加雙年展的外國紀錄片導演、製片等人，為迷失在素材的台灣紀錄片導演做健診，互動十分熱絡，短片實驗室就沿用 Doc Doc 的概念，找來業界知名人士替新人看劇本。
「豆腐趴」則是她和安哲毅所屬的電影創作聯盟（Taiwan Original Filmmakers Union），每隔一兩個月就會辦的橫向交流活動，「豆腐」是聯盟 TOFU 的縮寫，電影是團隊合作，豆腐趴就涵蓋了拍電影的各個崗位，包括場記趴、劇照趴，跟焦師傅趴、電影美術趴、電影配樂趴，募款趴、Casting 趴……等。王耿瑜笑說：「平常大家各忙各的，但電影有那麼多環節，大家平常都在劇組裡，那我們可不可以透過聊天交流工作經驗、知道彼此在幹麻？同樣一個錯誤大家不要再犯？」
例如辦電影美術趴，就找來老中青三代，找年輕助理也邀資深美術，讓他們互通有無、傳承經驗，她解釋：「台灣太小了，你才跟了兩部助理，就不小心升到頭了，就開始被當作美術指導被要求了，可是你應該也很空虛寂寞吧？因為有一些東西你也不了啊。所以我們想讓中青輩可以橫向交流，還是要互助，不要每一個都很辛苦地長大。」
他們把豆腐趴移植到短片實驗室，例如，去年就有選角趴、製片趴，安哲毅回憶：「學員看完兩部短片後直接打預算，各組猜的結果很離譜！有些猜幾百萬、有些幾十萬。」今年則以短片為例，分享身為工作人員，如何與風格迥異的導演合作？他們找來《狀況排除》導演詹京霖、《三仔》導演黃丹琪，及同為兩部短片的美術張軼峰，聊聊美術究竟是電影美學的創作者，或是服務導演的服務業？三人展開精彩的「三方通話」。
課程另一個重點是人文方面。安哲毅嘆道：「我們這兩年看到的文本，厚度不是那麼扎實，台灣文學是很豐厚的資產，沒有利用很可惜，但學電影的不讀書，這也讓我們很擔心，他們太著迷在操作技術上！拍得很漂亮但沒有中心思想。」因此，短片實驗室去年找柯裕棻談短篇小說，今年找房慧真分享田野調查的方法。
除了搶救文學素養，短片實驗室邀請近年在高雄電影節做短片策展的鄭秉泓，分享短片的「他山之石」，擴展大家對短片的想像。王耿瑜說，她曾在國外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短片，三、五分鐘、一個場景就可以拍出很有意思的東西！她說：「他放的很多片子，常常就一個 concept，幾場戲就很單純把一個概念、氛圍拍出來，而不是講一整個 story，這跟大家在學校學的很不一樣。」
安哲毅進一步解釋：「台灣最主流的，或全世界電影學校在都教的，短片是所謂未來長片導演的練習片，所以希望在短片裡看到起承轉合，也因為國內影展競賽規定的短片長度，金穗、金馬短片要求是 60 分鐘，公視學生劇展是 30 分鐘，只講概念是沒辦法撐 30 或 60 分鐘的。另一種是我們常在國外影展看到、非常精彩的短片，一分鐘、三分鐘、五分鐘，就講好一個概念，坎城短片長度就只有 15 分鐘。」
他強調，其實短片存在很多種可能性，但因為我們看得少，自然不會往那一方面發展，他笑說：「大家眼睛都看著李安、侯孝賢，好像每個都要拍長片，但其實不一定，國際上很多把短片拍得很精彩的導演，動畫就非常明顯，尤其現在 3D 動畫開始之後，好多精彩的作品。」
安哲毅說，以科班來說，體制內的教育方式是循序漸進，他們希望為體制做一點突破傳統的事，以文學來比喻拍片的話，短片應該是「極短篇」，大部分人起步也是從短篇開始，「也許你是天才可以一開始就寫長篇，但如果你是天才就不會來這邊了，你來這邊我們會把你埋沒！就像你是天才到了學校，學校就會害了你！」
另一個很重要的訓練，是讓學員們與講師練習討論劇本，傾聽彼此的意見，因為拍片需要知道人和人在片場該如何交流，如何讓事情推進。王耿瑜強調：「我們希望培養一個『完整的人』，他先是一個人，才是一個導演，而不是一下子就有導演病！因為我們價值觀是讀書人最大、導演最大，所以太容易導了一兩部就演得很像導演，這對整個環境沒有好處、不健康，也很容易讓人就停住了。所以希望至少在剛開始工作時，就知道你是可以接受別人意見的。」
這也是為何短片實驗室的徵件是以「製作團隊」為單位，王耿瑜說：「我們知道拍片不是一個人的事，要這麼多環節大家一起做，所以我們希望導演製片編劇一起來，或者後期跟剪接配樂一起來，透過這樣的環境彼此交流，爭鋒相對也可以有不同的轉化、得到新的理解。」
正在大學教書的安哲毅也有感而發：「我也認為大學訓練是要讓一個人變成完整的人，但現在大學是巨匠電腦化，最好畢業了什麼軟體都會了，可以馬上工作，那你去巨匠電腦就好啦！幹嘛念大學？可是好像家長、學生甚至整個社會都有這種期待，大學就變成巨匠電腦了。」王耿瑜說現在網路發達，要學技術很快，但拍電影絕對不只技術，「我們怎麼和人一起工作，這才是最重要的。」
況且，拍片這一行沒有人力銀行，工作機會都是靠人介紹，你的表現如何，都被同行看在眼底，例如，攝影在下一個案子被問到有沒有認識好的場記時，就會介紹之前有印象、表現不錯的年輕人。安哲毅說：「我們的環境就是這樣，非常靠口耳相傳，你做得好就有人介紹，做不好就沒人再用你了，其實也滿殘忍的。」
聊到短片在台灣的前景，王耿瑜笑說，手機等載具提供了全新的觀看方式，假如短片夠屌應該更容易在這個時代生存。安哲毅則認為，短片未來的市場可能在 OTT，過去短片不容易被看見是因為場所的關係，而新媒體不再被時間限制，「你不會特地去電影院只為了看五分鐘、十分鐘，但 OTT 則不一樣，我覺得一旦到了 OTT，短片比較有機會，它是自由的，反正我要看影片點一下就好，短片有機會在網路時代建立起空間。」
在安哲毅看來，短片在台灣的發展，「商業」或許不是首要考量，他談到：「我覺得一個社會需要的電影，不一定是這麼市場性的電影。電影有商業、文化兩個彼此在作用，你如果完全太往一邊走，電影就沒人看，新電影的沒落就是這樣，但往另外一個方向走，他就會變成完全市場，這樣也不好，這平衡很難抓。」
有人倡議輔導金應該取消，安哲毅對此較為保留，他說：「常常有人說，不要再發輔導金了，越輔導越失敗，我沒有這麼全然認同，因為我相信有一部分不是市場機制決定的，電影不是製造業，如果有一部分的電影是不太具有市場性、但社會需要的話，政府本來就應該要做這件事，對不對？政府輔導所有藝術創作，電影當然是其中一項。」
換個角度來說，輔導金可以讓更有獨立性、實驗性的作品有機會問世，安哲毅說：「以前有個導演跟我說，他本來有個故事很想說，本來要花 100 萬，結果申請到輔導金 80 萬，只要再花 20 萬就可以說故事了，從這個角度想的話，那輔導金太快樂了！」
他繼續分析：「有只靠拍短片過活的人？有，但是非常少，我相信只有在少數歐洲國家有存活的機會。我不太期待當短片導演可以過很好的日子，這的確有難度，這代表商業性、市場性要有一定成熟度，但短片到了這樣成熟度，我可能就把它歸類成廣告了，因為它可能會少了獨立的批判性。短片作為更實驗性的作品，它是寂寞的，所以我覺得短片是要有一些支持的。」
安哲毅同意具備市場性的短片有「拉長」的機會，他談到：「主流還是把短片當成長片的潛力股，如果短片中了就有機會『變長』。以 IP 這個年代，坦白講是保守，為什麼保守？因為投資方先看到你成功了才願意有下一步動作，他不願意做更大的冒險，IP 就是一窩蜂，續集成功之後再拍幾集，出漫畫、小說、襪子、扇子，把殘餘價值榨乾，賺到不能賺為止。所以 IP 是絕對的資本主義化，是絕對的保守的降低風險的投資方式。」
正因為 IP 大行其道，短片成為很好的試金石，因為拍攝之初，投資方還不用出錢呢！安哲毅笑說：「他是看到有一個熱情的年輕人，跟爸媽借錢去拍，拍出來感覺不錯耶他再下注。所以短片拉長的機會絕對是有，只是原創者在環境裡能不能先存活。」
此外，短片也是挖掘新導演的方式，在台灣有拍出《神算》的陳和榆續拍《通靈少女》，而在中國因為市場蓬勃、片量很大，急需新血注入，短片導演一直被密切關注。而把短片「拍好拍滿」，確實有助於新導演掌握長片，王耿瑜過去在國外看短片的經驗告訴她，只有 15 分鐘長、兩個人一場吃飯戲，也可以張力十足！她笑說：「我相信如果在短片把一兩場戲處理得夠好，包括人物角色關係，用一個場景及道具去傳達你想說的事情，把這麼小的事情做足了，未來做長片底氣才會足。」
我們聊了許多影視圈的新人陣亡率與短片應該扮演的角色，安哲毅分享了一件有趣的經歷，十年前他參加金穗三十，有一半以上的人不認識，因為他們拍了第一部片後就沒再拍了。他說：「我想短片獨立存在的價值，可能不在於市場，不在於它此刻的能見度，可能在於創作團隊養成過程的必經之路，我們陣亡率一直很高，如果拍過短片後覺得自己不合適，趕緊去做下一件事也是好事，不用每個人都花這麼大的資本，因為電影真的太花錢了，此刻我們環境沒有健康到讓他們揮霍，大家都要很小心，把第一部片子當最後一部在拍。」
王耿瑜和安哲毅都是拍片出身，所以常常思考要如何讓拍片環境更好、更有趣、更多元一點？而短片提供了一個方向，王耿瑜從近年的短片中，觀察到數位時代如何影響題材選擇，今年短片實驗室收到的劇本，一半以上和科技有關，她笑說：「這很像是我們在做田調，滿有趣的，如何讓這些題材以更有意思的方式呈現？這也很重要。「既然是實驗室，我們就希望不只是培養以後只能走向類型電影的人，假如台灣能有更多元的題材，就可以讓環境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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