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慕慈專欄/《壹周刊》的成功與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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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壹周刊》2001年5月創刊號

文/黎慕慈(資深媒體人,曾任港台《壹週刊》執行副總編輯、《壹電視》「壹級娛樂」總編輯兼製作人)

「《壹週刊》是trash(垃圾)。」

那是我在台灣第一場關於《壹週刊》的辯論,說此話的是十四年前在台北舉足輕重的梅花戲院負責人,當時《壹週刊》要打進台灣市場,我從香港搬來台灣負責設立編輯部,團體仍未建立之初,率先見識的是有識之士對《壹週刊》的不屑與害怕。

「那你看過這本trash?」我問。

「我才不看垃圾雜誌。」

「你沒看過,憑什麼說是垃圾?你不好奇,為何那麼多人喜歡垃圾?」

像跟神父討論A片的道德觀一樣,辯論終究是不歡而散。但一本還沒面世的雜誌可以如此惡名昭彰,就如賭桌上的莊家一樣,穩贏一半了。

壹週刊=狗仔隊,壹週刊=腥羶色,壹週刊=踢爆,《壹週刊》就是挖人隱私漠視倫理喪盡天良,迫害政客富豪藝人,憎人富貴嫌人貧,帽子愈扣愈大,危言聳聽從來都是旁邊敲鑼打鼓的同業,狼來了終於成真,大家只好先拿著鞭子亂舞喊打。

◎香港《壹周刊》創刊號,封面人物竟是⋯⋯

但最初的《壹週刊》跟以上形容詞都扯不上邊。

《壹週刊》於1990年在香港面世,第一期的封面是香港諧星許冠文周星馳的前輩,被譽為香港「喜劇之王」),標題是「許冠文:『我想做總統!』」那時我剛出道,是小記者,看到封面一臉疑惑:香港哪有總統!(只有港督,1997後叫特區首長),心裡的os是:「什麼鬼呀!這可以當封面?」

199003壹周刊創刊號

香港《壹周刊》創刊號

一個月後,我負責的專題居然也變了封面,而且上面只有四個字:「留住我吧!」完全叫人摸不著頭腦。

那專題是關於香港人害怕1997年的來臨,不想回歸大陸的個案。

之後我還有一篇「如何選擇幼稚園」(香港的畸形教育制度,懷孕就開始替胎中腹兒報名貴族幼稚園,二十多年後情況依然不變),亦躍上封面去。當年的《壹週刊》,其實較接近台灣的《天下》雜誌或《遠見》雜誌。

《壹週刊》在香港平地一聲雷紅起來,當然與以上的封面題材無關。其成功之道,除了因為老闆黎智英的政治反共取向,在六四事件後贏得民心外,也是因為他把以往楚河漢界分得清清楚楚的政治雜誌、財經雜誌、娛樂雜誌、時尚雜誌、旅遊生活雜誌,共冶一爐在一本雜誌內,又把雜誌改成在地鐵容易翻閱的尺寸,並且以低於市價一半販售(亦是當時他經營Giordano的量多價平策略)。每一個部門跟範疇,黎智英都要求做到專業水準,當時他發給編輯部的參考雜誌,包括《Newsweek》、 《Forbes》、《People》、《National Geographic》,壓根兒沒有一本跟八卦有關連。他本人不看中文雜誌,後來甚至禁止記者閱讀同類型的《東週刊》,《快週刊》。「會學壞。」他說。

由於封面題材太一本正經,一年多後,他決定把雜誌一分為二,一本是政治財經,另一本是娛樂生活,多了一個封面,對銷量及廣告都有明顯好處。初期的娛樂封面,不脫人物專訪或專題報導形式,直至誤打誤撞的狗仔隊(未來將另文討論)出現,情況才有了180度的轉變。

◎最大的敵人,就在自家後院

因為狗仔隊的存在,《壹週刊》進軍台灣可說無往不利,銳不可當。讀者視偷拍報導為春藥,同業則恨之為毒藥,大家都無視雜誌多元化與專業的訴求,甚至尺寸或定價策略的影響。也不像香港媒體市場導向立刻跟風傚尤,看待《壹周刊》的態度,或驕矜自大,或保守迂腐,除了謾罵排斥,別無他法。(《時報週刊》大概五、六年前才迫不得已縮小雜誌尺寸及加入編制狗仔隊,但為時已晚。)

但《壹週刊》的最大敵手,從來都不是其他週刊,而是《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因為有出版時間優勢,報導方式雷同,很多時候都先「破」了《壹週刊》的題目,且明星特別容易利用同一集團的報紙,或駁斥,或提前打「預防針」,反制週刊報導,讓讀者真假難分。因此報紙與週刊之間總是大玩保密防諜戰,記者之爭更是無日無之。

競爭最激烈的一次,是當年王菲在北京生女兒,香港《壹週刊》拍到她出院的獨家照片,香港《蘋果日報》知道其他報紙亦有可能拍到,唯自家獨缺,於是報紙社長逼香港《壹週刊》交出照片,當時我負責娛樂本,堅持不給,社長指《壹週刊》記者勾結外面報紙對付《蘋果》,我為此大動肝火跟他拍桌子,最後他下令封殺香港《壹週刊》,規定《蘋果日報》的資料圖書館不准外借任何報紙照片給週刊使用,娛樂新聞報導更是逢「壹」必反,時間長達三個月。

對於兩者相爭,作為老闆,黎智英的態度是樂見其成,認為有競爭才有進步。無論在香港還是台灣,黎智英都是週刊達陣後,隔兩至三年再用報紙出擊,而《蘋果日報》總編輯的候選人,都會先放在《壹週刊》不同組別管理專題報導好一陣子,讓他們歷經壹傳媒文化的震撼教育。

◎刀刀見骨的「鋤書會」

所謂震撼教育,是黎智英手上的兩把利器:「鋤書會」(在《蘋果日報》則叫「鋤報會」)與「腦力激盪會」(brain-storming)。「鋤」是廣東用語,源自由木製長柄與金屬刀刃組成的鋤頭,耕種時用來鬆土除雜草,而後轉為形容斧頭劈落的動詞,即要夠狠夠力。最初由黎智英親自主持,所有高層必須與會,把當期雜誌每一篇報導拿出來批評,不准有任何溢美之詞。

對於見面三分情的傳統文化人,「鋤書會」就等同文化大革命的互相批鬥,即使報導由總編輯操刀,其他人亦不留情面,你「鋤」我我必還擊「鋤」你。後來,黎智英更用「鋤書會」「鋤」掉他認為不適任的高層,方法是他要求高層下海執筆,然後在會中不假辭色把文章罵得狗血淋頭,一次、兩次,逐漸磨盡「目標人物」該有的自尊,讓該高層最後憤而辭職

「腦力激盪會」就溫和多了,是做題目前的準備會議,同樣要所有主管參與,並對主要的題目提出報導的建議。聽起來跟一般會議沒兩樣,其實它是各主管在老闆面前耍功夫力求表現的時機,誰得老闆歡心,誰令老闆皺眉,一目了然。即使某些「建議」讓老闆激賞,但執行難度過高,提出的主管頓時成為大家的「眼中釘」。

這兩個會議,在香港跟台灣兩地,卻有不同反應。香港人裝洋派,自命經得起考驗,因此批評別人總是針針見血。我記得當年香港《蘋果日報》的高層放在香港《壹週刊》「實習」期間,因為一篇報導被週刊女同事在會議上批評「教人叫雞(召妓)」,該高層因此記恨多年,埋下日後蘋果惡鬥《壹週刊》的種子。

台灣人愛面子,講話總帶三分客套,開會通常只有香港來的主管指指點點,他們偶爾附和兩句,重點是,不「帶頭」批評。一次,台灣同事對別組的稿子表達自己的看法,會議一結束,被批的拉著批評者的手,略為撒嬌地說:「以後有意見私下跟我說嘛!」即是叫對方在會議上閉嘴。大家都抱著何必交惡的心態打工,所以很快,只要老闆或香港人不出席,這兩個會議就淪為橡皮圖章,由兩個小時變為半小時,後來更常是五分鐘(或者根本不開會)。

◎鋤書愈狠辣、銷量愈漂亮

有趣的現象是,開會時間跟銷量剛好成正比。在開會像比武過招的年代,《壹週刊》的銷量,平均一期逼近18萬冊,到後來開會都是「沒意見」居多的狀況下,銷量下滑至10萬冊左右,而到了主管都因事不出席會議,匆匆五分鐘結束會議的今天,銷量只剩5萬多冊。

當然,大家都怪大環境改變:手機、網路、讀者口味愈來愈重。反正客觀事實是最大藉口與因由,個人能力已非重點。畢竟《壹周刊》香港版24歲,台灣版也13歲,它已從以前朝氣蓬勃的新型態綜合雜誌,演變成黃昏工業的紙媒產品,現在只能靠網站及app謀出路,但點擊率難以匹敵報紙的即時新聞,影音又沒法跟上電視網絡的水準,難免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

《壹週刊》曾經代表了媒體既爭議卻好玩的一個年代,那個讓星期三(出刊日)變得令人期待的年代,那個就算是trash也是trash icon的年代。那個不管你在哪家媒體工作,大家都十分熱血的美好時光,而這些就跟青春小鳥一樣,從此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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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慕慈 黎

黎慕慈,資深媒體人,曾任台灣《壹周刊》執行副總編輯,台港媒體工作歷24年,範疇涉及報紙、週刊、月刊、電視及網路,亦三度參與包括香港《壹週刊》、台灣《壹週刊》、台灣《壹電視》的草創工作。2013年離開媒體。個人著作:《愛。來去。住台灣》(2014/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