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翁煌德（原刊於《放映週報》661期：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730）
2019年12月中旬，香港鮮浪潮電影節舉辦了一系列特別放映活動，選擇了已故華語名導胡金銓作為焦點影人，並將專題定名為「亂世俠客行」。與此同時，香港局勢處在混亂狀態，就在上一個月，香港警方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城市大學、浸會大學與理工大學進行大規模掃蕩，引發嚴重的警民衝突。
本屆影展的主要推手，時任鮮浪潮董事的舒琪老師，在香港接受了《放映週報》專訪，從胡金銓導演其人，連結到當下的香港局勢，知無不答。對於影展名稱與當下時局不謀而合，他說這並不是等到七、八月反送中運動（全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升級時才定下的名字，其實更早就有了「亂世」的構想。現在回頭看來，簡直像是一個預言。
提到鮮浪潮，許多關心華語電影的朋友，大概會直接聯想到《樹大招風》（2016）、《一念無明》（2017）等近年多部為香港影壇引入活水的新銳導演作品，其幕前、幕後許多電影工作者都曾經歷過鮮浪潮的洗禮。舒琪表示鮮浪潮最早是香港藝術發展局的一個計畫，自2005年開始辦理第一屆，但政府資助僅限十年。時限到了之後，時任主席的杜琪峯導演認為，新銳影人也應有觀摩機會，於是倡議再成立一個焦點影人專題。
2017年，他們選擇了知名美國導演陶德．海恩斯（Todd Haynes），在後一年鮮浪潮意識到應該藉由這個影展對本地資深導演做一些回顧，當時就已經想到了胡金銓導演，但因為版權因素而受阻，因此2018年的焦點影人先選了台灣導演張作驥，直到去年的第三屆才總算促成胡金銓導演的回顧展，除了沒有選映時裝的《終身大事》（1981）和《笑傲江湖》（1990）之外，堪稱是全面性的脈絡梳理。過程也有賴台灣的國家電影中心、中影等海內外單位協助。
被問到當初為何會想以胡金銓導演為影展主題，舒琪先說了一個小故事。幾年前他在一個公開活動放映了胡導演的《俠女》（1971），並在座談上談及電影裡蘊藏的政治訊息，沒想到一位陸生觀眾竟當場舉手指控他「上綱上線」，認為不該凡事都牽扯政治。舒琪雙手一攤說，「可是電影就是這樣子，裡面就有這些東西」。
無論是在當年或者當下，討論到胡金銓，很少人會立即與政治進行連結。但如果回顧當年他轟動港、台、東南亞的《龍門客棧》（1967），便能發現一些端倪。胡金銓曾自述自己之所以選明朝作為時代背景，是因為當時看了轟動全球的007電影，一方面對於一個人能如此跨越道德界線四處殺人，感到不解與憤慨，一方面也認為諜報故事是具有發展潛力的題材。
本身對明朝政治特別感興趣的胡金銓，意識到當時活躍的東廠就等同於現代意義的特務機關，其故事大有揮灑空間，這才有了後來的《龍門客棧》。值得一提的是，他景仰的明朝專家吳晗在本片上映兩年後，因文化大革命遭到迫害致死，原因是他的著作如《朱元璋傳》中並未美言農民起義起家的朱元璋，指他「運用特務組織，製造血案，壓制思想」，據說因此觸怒了毛澤東。
現代觀眾很難想像，現在深受觀眾歡迎的《綉春刀》系列等明朝背景之作，都是《龍門客棧》的延伸。胡導演將自己的考據與想像訴諸影像，創造了一個經典故事原型，包括片中太監與錦衣衛頭子曹少欽的陰陽怪氣貌，也是過去前所未見的，過去也幾乎未有以太監作為主要反派的作品。《俠女》一樣繼續延續了明朝的世界觀，企圖心更大，也有更多在影像上的突破，包括經典的竹林戲場景對《臥虎藏龍》（2000）等華語片形成了深遠影響，雖然在當時票房失利，卻在坎城榮獲高等技術大獎，使之成為揚名國際影壇的第一位華人導演。
之所以選擇明朝的諜戰故事，除了商業考量，其實或有借古喻今的企圖。舒琪說，當年自己在看這些作品時完全沒有察覺，現在再回顧，卻覺得妙不可言。他指出胡金銓年少時自北京移居香港，隨後苦學英語，一度效力於美國政府。在這樣的背景底下，舒琪認為胡金銓不可能不清楚當時作為殖民地的香港時局。
「香港從40年代起，在政治上一直是龍蛇混雜的地方，各國的間諜都在這裡活動，只是一般老百姓真的不知道。可是知識分子、文人還有商人，其實是很清楚的，特別是你只要跟官員打過交道就知道，我猜他（胡金銓）進了邵氏之後就很清楚。邵氏從上海過來，為什麼香港政府會無緣無故就把清水灣那塊地用很便宜的錢賣給邵逸夫？」舒琪說道。
待胡金銓以《大醉俠》（1966）獲得商業成功之後，不受邵逸夫賞識的他，毅然決然來到台灣拍片，與聯邦影業的老闆沙榮峰合作拍攝《龍門客棧》。舒琪指出當時邵逸夫派了鄒文懷來台阻止胡金銓拍攝，甚至跟國民黨「告狀」，指稱他拍攝的外景地是軍事基地。即便胡金銓終身絕口不談政治，政治卻始終找上他。
舒琪還舉了一個《俠女》的例子，認為這個編排恰恰反映了胡金銓的心境。在劇中，顧省齋（石雋 飾）獻技力退東廠，但畢竟是一個以「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為座右銘的書生，若非為了幫助其心儀的忠烈之後楊慧貞（徐楓 飾），他本無意蹚渾水。但沒沒無聞的他，卻在故事後段莫名其妙遭到通緝，凸顯了「即便你不管政治，政治終究還是會找上你的」的論調。
另一個明顯的案例則是《忠烈圖》（1975），舒琪指出片中由喬宏飾演的俞大猷等將士為朝廷抗擊倭寇，但最後卻不被國家承認，成為犧牲品。他認為胡金銓是以此來指涉政治鬥爭的荒誕，不過對於當時遭受英國殖民的香港人而言，政治意識較為薄弱，一般百姓能不碰政治就不碰，當時的自己也完全沒有意識到電影當中的政治訊息。
舒琪認為，雖然胡金銓的電影與當下香港時局並未明顯地相互映照，但確實有共同之處。無論是《龍門客棧》還是《迎春閣之風波》（1973），都是在談一個腐敗的政府激發全民反抗的故事。舒琪與胡金銓是舊識，坦承自己無法代表胡導演做出太多解讀，因為就連私下，他也從來沒有評論過政治時局。
「我猜這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的特質，他們真的知道政治可怕的地方，因此很迴避。」舒琪也說胡金銓的作品直接反映了中國文人的習慣：「這個是中國的傳統，就是『曲筆』。不可能直接的說，也不喜歡直接的說。」
但胡金銓在生前的一個訪談，或可作為一項參考。當他被問及何處才是自己的家時，他答道：「就算香港吧，因為生活在香港有相當程度的自由，沒有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也沒有人灌輸你什麼思想。」舒琪表示自己僅代表個人觀點，但他認為如果胡導演生活在今日，肯定也會對貪腐、不公義的事物有所抵抗，因為從他的作品當中都能清楚地找到人道主義的關懷，所以「不可能站在警察的立場」。
只可惜對於這次影展的推動，舒琪認為仍有進步空間。雖然胡金銓之作現在來看仍然擲地有聲，但卻難以吸引年輕觀眾前來欣賞。
「好難！真的找不到一個特別吸引他們（年輕人）的。你說武俠片，武俠片都不流行了。我們現在看了太多很糟糕的武俠片，不是武俠片的武俠片，所以對他們吸引力也不夠。而且現在新一代人也不看武俠小說，所以你說他們對武俠的那種想像力跟那種嚮往，是很低的。演員他們也不熟悉，根本不知道石雋是誰，張艾嘉對他們來說也不吸引了，徐楓也不知道是誰了，也不說語言很多是國語。怎麼說呢？我們只能說盡量了。」舒琪感嘆道。
但回想起鮮浪潮剛成立的初衷，舒琪卻仍然對焦點影人單元抱持希望。他說起出剛開始推動新銳短片時，杜琪峯便曾大膽預言到了十年後就會看見成績。果然十年過了，就出了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樹大招風》，三位導演許學文、歐文傑、黃偉傑都是鮮浪潮子弟。舒琪樂觀地相信只要秉持著目前的理念，持續設法推廣，或許五年、十年之後也能看到階段性的成果。下一個年度，他鎖定的是已故的邵氏武打名家劉家良，希望能將他的作品系統性地展映給香港的觀眾。他同時也預告目前台灣導演林靖傑正在進行胡金銓導演紀錄片的製作，未來是否會有機會在兩岸三地再吹起一波「胡金銓熱」，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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