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翁煌德；攝影／陳可樺
2017 年，第七屆社會公義影展以會外賽的形式正式與台北電影節合作。五位評審陳儒修、李明璁、王育麟、李惠仁與邱伊翎經過數輪討論，決定將今年首獎授予劇情片《白蟻－慾望謎網》（2016）與紀錄片《徐自強的練習題》（2017），表彰兩部片對台灣社會角落的深刻關注。
然而，若攤開 15 部入選本屆影展的片單，卻會發現若撇開未登上院線放映的作品，多數影片都未能獲得票房上的顯著勝利，至少與關注韓國民主化運動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的成績無法類比，該片在韓國達成破千萬觀影人次的驚人成績（相當於全國五分之一人口進場觀賞），熱度甚至延燒至台灣，同樣廣受影迷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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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有光州事件，台灣也有二二八事件，但台灣近三十年直接處理二二八事件的電影長片仍然僅有侯孝賢的《悲情城市》（1989）和林正盛的《天馬茶房》（1999）。同樣是對自身國家之社會公義的表態與關懷，台、韓觀眾儼然是兩樣情，而相關議題的作品量數和討論度，台灣甚至不及香港。對此，本屆社會公義影展評審團主席，同時也是現任政大廣播電視學系的陳儒修教授一語道破：「這是我們的歷史共業。」
「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地方。」陳儒修指出：「我們進口的影片加上台灣本身的影片一年有四、五百部，還不包括影展。電影的種類跟來源非常多樣化，我們可以看到阿根廷、西班牙的電影，可以看到各種主流或非主流、藝術或商業的電影。電影作為一個大眾媒體，如果說我們能試圖在電影的娛樂功能之外帶來一些社會意涵的話，這可能會讓觀眾能去了解現在的社會所發生的事情或者觸發他們對一些社會議題的關切。」
談論到電影這門藝術，有人視之為純粹的娛樂產品，也有人視之為一種影響社會的利器。回顧影史，比利時電影《美麗羅賽塔》（Rosetta ,1999）曾促成當局立法禁止僱主給予未成年勞工低於法定最低工資，而近年的韓片《熔爐》（2011）也促成政府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陳儒修坦言，韓國一直懂得用電影來建構他們的社會議題，而台灣一碰到類似訴求的電影卻幾乎無法獲得良好的迴響，而背後原因，跟台灣面臨長達 38 年的戒嚴有著密切相關。
「從戒嚴到解嚴這段期間，這兩到三個世代其實是有某一種歷史失憶，原因是因為在整個社會的氛圍裡面，長輩們都告訴小孩不要去碰政治，不要去觸碰歷史，我們的成長經驗會自然將政治視為一個避之唯恐不及的一個議題。」陳儒修也強調：「更重要的是，整個主流的意識形態也刻意把這段歷史漂白、省略，我們可以說是無從去建立歷史意識，因為沒有任何的線索去建構。所以現在的年輕人對 228、白色恐怖都不清楚，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共犯結構，在大眾媒體、教育體制或者相關傳達訊息的社會工具上面，大家普遍地讓這些議題消失不見，那我們當然無從記憶起，無從去建構整個歷史意識，這是我們的歷史共業。」
但《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之所以會獲得如此票房佳績，也跟該片巧妙的以商業性的敘事手法與卡司作為基調有關，作為一部參照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電影多少添加了不少戲劇化的精彩情節，故事跌宕起伏更明顯，這無疑使得觀者即便對光州事件一無所知，也容易被角色的處境給牽動，欲罷不能。陳儒修指出，透過商業娛樂的方式來包裝社會議題是未來台灣電影可以嘗試的路線，久而久之，或也能讓國人不至於見到看似沉重的議題就自動迴避。
對此說法，筆者提出了《軍中樂園》（2014）的案例。該片反思了國共對峙時期的金門軍妓制度，並集結了阮經天、陳意涵等明星演出，雖然電影本身獲得多項金馬獎提名，也獲得影評認可，但票房卻依然不振，是否代表類似的嘗試國人一樣也不買單？陳儒修回應，顯然該片提出的議題，無論是國共對峙或軍妓等問題，並非台灣人當下想要特別關切的，雖然這些事件都值得被記錄下來，但若出現在錯誤的時機，確實可能會遭到市場埋沒。
那麼論起現在的「時機」，台灣人現在究竟需要看到的是什麼？這題如果問起香港人，也許會得到相較明確的答覆，近年香港掀起的佔中運動尤其直接影響了港人的電影創作，包括《九月二十八日．晴》（2016）、《樹大招風》（2016）、《點五步》（2016）與《亂世備忘》（2016）等片都不約而同對港人當下乃至未來的處境做出了積極的討論與回應，其中故事呈現最為激進的《十年》（2015）甚至獲得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殊榮。
「我覺得香港又是一個特殊的案例。」陳儒修對此進一步解釋：「香港自 1984 年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開始跟中國談判香港主權開始，他們就得到一種反省歷史的迫切感。香港人在 19 世紀被割據變成英國殖民地之後，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可是在 1984 到 1997 再到 2046 年這個時間點之間，他們開始覺得火燒到他們的屁股了。火燒屁股的情況下，他們的反應的尖銳程度自然就勝過於台灣。我認為香港的這些創作者本身跟社會的脈動一直有扣合在一起，他們對整個香港的社會的種種發展一直在關切。那相對的台灣比較安逸，台灣人舒服日子過慣了，比較不會有這麼立即的反思。」
反觀香港電影對此的積極敏銳，台灣導演確實在 2014 年經歷了太陽花學運之後，並未積極藉由電影表態對當今時局的詮釋。以學運為例，近年僅有《太陽．不遠》（2014）、《太陽的孩子》（2015）和《自畫像》（2017）等少數院線電影觸及到這個影響國人甚深的題材。陳儒修直指這跟台灣人的政治冷感難脫關係，相較香港人的迫切，台灣人實在缺乏危機感，但他也認為這當然跟產量也有直接的關係，畢竟台灣電影始終未能處在穩定量產的狀態。
今年的台北電影節，由鄭有傑執導的電視劇集《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 2》破天荒在影展首映，影迷一樣熱情捧場，但對於一部電視劇得以在放映電影的影展映演，仍有非議聲音。陳儒修反倒認為這是一個明確的訊息，說明了電影創作者轉向電視的趨勢逐漸成形。他甚至表明，應以用看待電影的角度來觀賞《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系列之作。
「電影創作者逐漸意識到電視也有集結更多年輕觀眾的可能性，現在年輕觀眾都不看電視，但是當影片反映了他們的心聲的時候，他們會去看。所以公共電視形成了另外一種平台，讓他們去表達意見。因為目前台灣整個電影產業仍無法保證這些年輕導演能夠有繼續創作的可能，那就先讓他們到別的地方去用有限的經費，同樣把這個訊息傳達出來，也是讓這些年輕的創作者去磨練他們自己，這是一件好事。」陳儒修如是說。他也另點名了今年以《大佛普拉斯》榮獲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的黃信堯，認為黃導從紀錄片一路轉向製作劇情片，對台灣的關切卻依然不變，無疑可作為表率。
此外，談及台灣人現在究竟需要談論的是什麼，陳儒修強調光是刻板地呈現 228 事件、白色恐怖等史實是不足夠的，他認為現在台灣最需要探討的內在問題，終究還是身分認同的問題。陳儒修指出：「台灣內在有著種種矛盾，我覺得現在還是要回到台灣人身分認同的問題來探討。台灣人究竟是誰？台灣人究竟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台灣人自己的主體意識究竟是如何？228 也好，白色恐怖也好，這是一個造成悲劇的事件，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這些議題、這些事件來談更深刻的──整個台灣民族認同的問題，台灣人是誰這個概念。」
雖然方才提及有些電影確實在作品中呈現了對社會事件的關注，好比陳宏一導演的《自畫像》。在劇中一場立法院前的戲，兩位角色談及了對太陽花學運的記憶，但其實並未深刻討論。陳儒修同意類似的處理確實難逃是否是「議題消費」的檢驗，但他認為任何歷史記憶，只要能被記錄下來都是好事，因為那都是一個訊息存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2BQY660xqo
「做電影研究的人常來玩一種遊戲，我們會試著在那個任何一部電影裡面找到潛文本，那這個潛文本可能是導演有意加入，也有可能是導演無意加入的，也可能只是一個鏡頭帶過的一張海報，也可能只是這個男女主角開車經過的某個現場，可是那個現場當它有它的歷史意義的時候，我們作為電影文本分析的人就可以拿來去把那個現場的歷史環境來重新還原。」陳儒修率性地表示：「我覺得這個總比說整個被消音還好很多，過去從戒嚴到解嚴這段時間，整個歷史的空白，教科書沒有出現，大眾媒體沒有出現，任何東西都沒有出現，那下一代年輕人要怎麼得到這些訊息？所以只要有就很好，先求有，再求好。」
陳儒修也以近期以九二一大地震為背景的《老師，你會不會回來？》（2017）作例子，指出這類的歷史回溯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這些紀錄都可供相關研究者進行論述的建構。只是如果是針對歷史事件的描繪，難免會有解讀不一的問題。筆者藉此提及了美國早期的學運電影《草莓宣言》（The Strawberry Statement ,1970），該片露骨呈現了佔領大學校長室的學生各種不正經的舉措，當時上映也一度引起正反兩面的論戰。陳儒修老師聞之笑著補充：「他們還開了一間砲房！」
對此，陳儒修不諱言地表明：「存在就存在，無所謂，革命本來就不是請客吃飯，大家在裡面的革命感情自然出現就出現，那這只是過程的一部分，你可以不用誇大，但那就是一個過程，歷史就是這樣的發生。228 事件也好，白色恐怖也好，也是有這些種種任何負面的事，大家畢竟還是人。我的意思是說把這些各種的可能性都呈現出來，反而是讓他更真實。像是《女朋友。男朋友》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做得不錯。」
經過長時間的對談，比較意外的，還是在於陳教授隻字未提對岸政府之於台灣電影的關係。談及台灣電影之所以普遍取材保守，盡量不踏政治紅線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創作者多半心向大陸市場而採取自我審查。但陳教授對此的反應倒是出乎意料的樂觀十分，他說：「我不覺得這個狀態有發生在台灣新一代的導演身上，他們當然知道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但他們還是想要呈現台灣的意識，他們關注的還是這塊土地，可能老一輩導演可能考慮到中國市場，自然會自我妥協，或者自我審查，這都有的。我不覺得說現在的年輕導演自我審查有這麼嚴重啦。」
筆者也問到，如果陳教授面對自己的學生打算在創作中大踩政治紅線，是會採取無條件鼓勵，還是奉勸他思考再三呢？陳教授灑脫地回應道：「我會跟他們討論這個議題本身的風險，以及他們是不是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後來的風浪，大家如果都想清楚了，而且準備去承擔的話，那我們就一起來衝，因為這是一個藝術創作。假設同學遭遇到被封殺或被禁，那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幫他們找到各種管道讓他們的作品能夠被看到，能夠被呈現。」
2017 年即將來到尾聲，針對今年整體台灣的電影的表現，陳儒修也一如以往的樂觀以待，同時也對像是《日常對話》（2016）和《徐自強的練習題》這樣的紀錄片成功引發社會矚目的現象表達肯定。作為全球少數會將紀錄片搬上院線上演的國家，陳儒修認為台灣紀錄片工作者有著不可多得的創作環境。同時，他也大膽下了個響亮的結語：「今年是台灣非常好的一個年份，台灣電影在議題跟創作的多樣性我覺得都值得期待，我覺得這代表說台灣電影一個重新起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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