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柏全）
文／娛樂重擊編輯部
圖／傳影提供
若在街上和《共犯》的導演張榮吉擦身而過，我猜你不會直覺「這是個電影導演」。當然也不是說當導演非得是什麼樣子⋯⋯但他實在樸素，氣質是往下沉的，黝黑皮膚與慢條斯理說話讓你想起以前班上一定有的某個同學，不惹眼，言辭少，腔調不浮誇，說一句是一句。
例如他講：「我們是做電影的，要對自己的工作負責。」
這話聽起來平淡，但有些人講，根本不會說服你；張榮吉講，不知為何，你就信了。
不過做電影的責任是什麼？或最起碼，做導演的責任是什麼？大哉問，要給漂亮答案也很容易，張榮吉答得卻簡單：「磨戲，還有磨技術。」
「其實我每個環節都很磨，也不知道哪個最磨，聲音也磨很久，特效也磨很久，有一陣子每天都夢到夏薇喬墜樓（戲中橋段），因為那是個技術上沒辦法十足寫實的東西，就必須換個方式用寫意表現，所以它雖然在戲裡只是很短畫面，但我們真的弄很久，大概半年有吧。」
噢⋯⋯你忽然就懂他那個「慢」、那個「實」是怎麼來的了。
◎《共犯》小演員差點哭著落跑
張榮吉，1980年生，大學時代即跨入電影圈，早期拍短片紀錄片，2006以《奇蹟的夏天》獲金馬獎紀錄長片獎；2012年推出首部劇情長片《逆光飛翔》，大放異彩，獲第49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有一天，他無意讀到BenQ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得獎作品《共犯》（烏奴奴著），非常喜歡，既是張榮吉擅長的青春校園題材，校園霸凌、推理懸疑等元素又與《逆光飛翔》的軟調大不相同－－他有點靦腆地笑：「我就想試一個比較『酷』、故事與風格比較強烈、比較沒那麼積極正向勵志的東西。」而後順利籌拍成功，在今年交出電影新作《共犯》。
看《共犯》能特別感覺到他「磨」的成績，三名主角皆起用素人或極新的新人，然而表現不俗，算是近幾年同樣路數電影中最成功者；有趣的是，回頭看當天採訪，才發現張榮吉講自己的時候真少，對演員們的掌握卻格外精細。
左起巫建和、鄭開元、鄧育凱。（都好可愛）（不過，好學生造型一定要眼鏡香菇頭嗎？）
「例如巫建和，以前都演外放壞學生，這次請他來演比較心機、內斂的角色，對他反而是一種挑戰，但他也相對比較有表演經驗，懂得怎麼拿捏；溫貞菱也是，當初跟她面試時她講話好直，就覺得她這個人怪怪的，但當她跟我說最近在演一個叛逆少女的時候，我就啊，懂了。後來她再來拍《共犯》的朱靜怡，馬上又是溫溫柔柔，比較像她平常的樣子，非常有趣。」
《共犯》中的溫貞菱（也好可愛）
「演葉一凱的鄭開元，他過去有些不同於一般高中生的經歷，對所謂年輕人講義氣、壞壞痞痞的味道很能勝任；鄧育凱演好學生，當初來面試我看他就是一般愛玩的小孩，但他跟你講話又特別有禮貌，有點反差，為什麼呢？原來他在上高中是個眾所期待的好學生，大家都覺得他應該要考高中升大學，但當這條路沒有這麼順遂時，他轉到演藝科系，反而放開了，找到位置了，所以你會覺得他有某種『瞬間解放』的味道，跟一般的好學生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
「我記得開拍前沒多久，所有人都很緊張，每次跟鄭開元聊他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因為他過去沒有這麼認真長時間做過一件事情；他常常換補習班，只要壓力一大就離開，這是他面對問題的方式，我一度覺得他不會回來拍了，後來很多人勸他，他還是回來拍完，我想這轉折也讓他在詮釋角色上增加了一點層次。」
◎「人之常情」大不易
王家衛曾經說張榮吉的作品是「展現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其實不易，要能在出奇處創造共鳴，在無奇中勾索新意；放在張榮吉的創作邏輯裡，大抵就成為一種細心實心的思量：「像《共犯》，在市場上你知道它會有些限制，我就盡量透過表現形式或敘事貼近觀眾，找到彼此共同理解的價值或觀點。」
「但我們不只要對觀眾負責，我們要先對自己負責。我覺得對觀眾不能只做到表面的東西，很多細節要顧慮，例如《共犯》裡很多場景安排水的意象，它象徵問題的蔓延、展開、滲透，雖然看片子這些東西很快過去，觀眾也不一定都看見你做了什麼，但細節堆積起來就會決定一切。更何況我們是做電影的，我們本來就要對自己的工作負責。」
「不一定要把自己做大，所謂做大，是讓電影中有很多明星光環，這本來就容易吸引到很多關注，但對我而言，我希望能夠『確實地跨到下一步』，然後多用一點有經驗的演員讓電影更精彩。」
那麼，張榮吉有沒有做到這些呢？或許誰說了都不算，只有你，買一張票，進電影院，去看，最後走出影廳，瞬間心裡冒出的第一句話，才算。《共犯》電影最後，把原著小說結尾改掉了，這是張榮吉的意思：「讓角色多找到一些希望、一些出口，我一開始就設定這片子的受眾是很年輕的學生，我想給一個訊息是：有些事並不是真的不能解決。」
哎，雖然說是想拍一部「很酷」「不那麼勵志正向陽光」的片子，到最後，還是手下留情了嘛。或許這跟張榮吉前年喜獲可愛小女兒、剛升格為人父的心境有關；而儘管看上去有點冷，有點慢熱，很想「酷」，年輕的張榮吉與他的「共犯」們，終究為人留下了一念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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