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蕭菊貞；受訪／趙德胤（以下內文黑字為趙德胤言）
導演趙德胤接受紀錄片導演蕭菊貞訪問（照片：大塊文化提供）
趙德胤 導演
緬甸的華裔電影導演。16 歲到臺灣唸書，參加金馬獎主辦的第 1 屆電影學院，受到侯孝賢導演的啟蒙和指導，作品《冰毒》2014 年獲得台北電影獎最佳導演獎，並在國際間獲得極大注目。2016 年《再見瓦城》在威尼斯獲歐洲電影聯盟大獎最佳影片（ FEDEORA Award for Best Film ），入圍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男主角、女主角、美術設計、導演、原著劇本等 6 項，他以這部片個人入圍最佳導演與原著劇本 2 項。
我覺得拍電影都是緣份啊，我一直都說其實不是我找電影，是電影來找我。我從來沒有電影夢，直到拍了《冰毒》等三部電影以後，才開始覺得好像離不開電影了，開始對電影有了一些想像，或者所謂的電影夢才開始誕生。
剛開始的時候是很多機緣巧合，第一個巧合就非常妙，我的一個同學是緬甸人，家裡很有錢，他要結婚了，寄給我一筆錢叫我幫他買一台 DV（攝影機）寄回去給他拍婚禮。幫他買了之後，因緬甸時局不好寄不回去，所以我就留下來一直玩。然後拍了一些同學哥哥姊姊的婚禮，拍著拍著就熟了嘛。一直到大學也拍了很多學校的畢業光碟，我唸設計系，要做畢製，於是就用那台 DV 拍了一個電影叫《白鴿》，然後就入圍了一些影展，就開始有廣告公司找我拍一些廣告或工商簡介，就這樣拍著拍著然後就拍電影了。
- 你在台灣求學的這段時間裡，有沒有哪一位電影導演或者哪一個作品，對你來講是有影響或啟蒙的？
我覺得很多很多。但是以在大學看電影的狀態，我覺得比較多的，當然就是比較作者的導演，就是侯導啊、蔡明亮導演這一類的，然後李安導演。
比較直接的影響，拍法上一定就是侯導嘛，侯導是在金馬電影學院帶我的，這是我唯一一次算是學過電影的課，是金馬電影學院第一屆。侯導告訴我們他怎樣拍片，講了一些他拍片的狀態和方法，就偷學了一點，最後就直接用他教的這些方法，用素人來拍。
台灣新電影對我最重要的影響，是在精神上的啟發。大一、大二時看蔡明亮導演的電影一定睡著。但到最後大學要畢業了，開始面臨到底要離開台灣，還是要留在台灣時，對這邊有很多情感和記憶割捨不了，開始搬到外面去住，租很廉價的房屋，會漏水，這時候再看蔡明亮的電影，會非常震撼，感同身受！那種經驗你忘不了的。
《再見瓦城》劇照。
那種東西就會影響你對電影⋯就是除了大眾娛樂性之外，或者是那種看電影的感官視覺震撼之外，感受到了心靈跟電影裡面想要表達的或者氛圍直接接觸。我覺得這些都是台灣電影給我的直接震撼。
侯導的《童年往事》，其實就跟我小時候一樣，我阿嬤也是從大陸來到緬甸的，最後變得有一點精神病，一直喃喃自語的想要回去。像我現在三十幾歲，但是小時候的記憶，跟台灣六、七十歲前輩的這種生活記憶差不多。
- 我第一次看你的鏡頭語言，有很多長鏡頭的凝視跟觀察，看完我就在想你有沒有受到侯孝賢的影響？
有，一定有，而且是很直接的。就是說，「影響」兩個字其實就是直接 copy，直接偷學這樣子。因為侯導是唯一一個、到目前為止正式教我電影的老師。侯導那時候一直指導，從劇本到拍攝講了很多，他講的東西印象很深刻，他說你的劇本已經很有戲劇性了，怎麼樣用不戲劇的方式讓那個東西更純粹，不需要用更戲劇的鏡頭讓它變得更戲劇。這個東西至今一直影響我，我思考很多，就是自己在拍電影的狀態，到底要拍什麼？這個你自己很清楚，它不只是視覺上的感官震撼，它是另外一個層面，精神或心靈或者某種靈觀的東西。
《冰毒》劇照。
- 你現在的作品很多都是緬甸的故事，是你刻意的一個創作目的，去呈現故鄉的故事？還是說在哪一種狀況下，去設定了你的拍攝主題？
沒有設定，都是機緣巧合。我覺得每一個導演在某個時期，剛好什麼東西進來了，就很像我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其實原本第一部電影是要拍《再見瓦城》。但最後覺得可能自己對拍電影還是很初階吧，所以就想辦法先去達成一些可能不需要那麼大資金的東西，所以就先拍了三部片：《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還有《冰毒》。
電影小檔案：《冰毒》
2014 年上映，趙德胤執導，王興洪、吳可熙主演。故事描繪一群在緬甸為生活奔走的小人物，因販售毒品而交集出男女情事。本片入圍第 64 屆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並代表台灣角逐第 87 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第一部電影拍攝的狀況是這樣的，其實那時候緬甸開始選舉，很多朋友都回國了，我留在台灣。很多留在台灣的人可能就不是那麼開心，有的做工地，有的做餐廳，最主要是對家鄉還是有一份想要回去的感覺，我自己當然也面臨要不要回去這個問題，所以就帶著攝影機和兩個人，我們三個人就拍了一部片叫《歸來的人》。
你會發現，原來別人在描述電影的製作費是數千萬或者動用很大的團隊，但是我們三個人就捕捉到了某些自己有感覺的東西，於是就覺得那何不一直這樣拍電影！所以《歸來的人》還在跑影展的時候，我馬上就去泰國，花十天拍了第二部電影《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之後迴響不錯，也開始賣了全世界的 VOD（視頻點播）這些版權，開始有些地方上映了。我們為這兩部電影付出的心力，得到了相當的回饋，大家開始覺得你是一個導演了。
但是我自己卻不是很滿意，覺得太粗糙了，自己想的東西可能因為這些限制、資金預算，只做到了 20％、30％，所以我就想不拍了。但是這時候又有人來找我拍《冰毒》，希望拍成一個短片，最後我又把短片變成了長片，忍不住嘛，就會批霹靂啪啦一直往下拍，也是拍了十天。
在台灣我沒有什麼時間去想像到底要拍什麼樣的片，或者是要成為怎麼樣的導演。其實就跟打工一樣，我們的狀態就是來到台灣，今天你遇到餐廳，進餐廳你不敢想像你是廚師，剛開始一定是打掃嘛，倒垃圾，然後掃地、拖地，可以做晚餐，但是你做的晚餐可能是師傅不想做了，做給餐廳的員工吃。拍電影也是這樣，在電影圈我還是初生之犢，需要先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可能沒有資源，覺得都沒有關係啦，我覺得做得很紮實。對我來說拍電影跟做其他的工作沒有什麼差別。就是有一點寄人籬下的感覺，剛來台灣的時候，只帶兩百塊美金就出來了，你就要活下去了。當然生活裡的個性和經驗會訓練你，訓練你思考電影怎麼拍，怎麼樣在電影行業裡面說出一些話，你有話要說，你想要拍電影，那種激情或者是焦慮，讓你不說不行，然後就拍了電影。
所以，你拍的方法當然跟你平常的生活養成有關，因為平常打工就是這樣子活下來，拍電影也是這樣子活下來，沒有資源一樣拍，一樣可以做，大概就是這樣子。比較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才叫拍電影，我自己不這麼覺得。
導演趙德胤在多倫多影展接受國際媒體訪問。（圖／岸上影像及前景娛樂提供）
你回頭去看世界上所有的藝術都是這樣子，其實都一樣的，都共通的。所有的藝術家都是在資源匱乏的狀況下，沒有人可以達到最飽 滿最完美的狀態，我覺得我算很幸運了，還可以很自由的拍。只是可能錢少一點，團隊小一點，這些東西就是一個限制，什麼藝術都有限制！
- 你接連幾部片雖然成本很低，但是成果卻讓大家肯定，可以說是得到了很好的回饋，尤其在藝術表現上。現在你可以得到比較多的資源，也有人願意投資你了，你現在創作的態度，還有對自己的期待有改變了嗎？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大改變的，個性不會改變嘛，一個人的個性其實從小到大就是教養、家庭、文化、學習，在學校很多東西已經奠定了現在的你。今天就是說有更多的資源，錢比較多，團隊大一點，我覺得拍的東西的核心還是沒有變的，還是關於我自己對社會的觀察或者對人的關注，因為我拍的故事到目前為止都是關於我和我家人，或者是親朋好友這些族群發生的一些離散之間的事情。
關於家庭，關於流浪，我覺得就是很樸實性的東西了。所以不論一萬塊台幣或一億台幣，我覺得它不會有什麼大改變。
- 那你會考慮到票房問題，想要拍比較商業的電影嗎？或是比較大製作的題材來挑戰自己？
我沒有思考過所謂觀眾、票房，但是有思考過溝通，我這個故事怎麼樣溝通是比較好的，有達到我的感覺。但沒有想過到底這些東西後面是不是會有很高的票房或者商業，沒有想那麼多，因為想不了，我覺得我現在做的東西，每個人聽了都覺得很邊緣，緬甸外勞算什麼東西，誰會想看，所以我哪敢去想啊！現在我還不到那種階段。但我相信全世界的情感或人性是很樸實的，這個故事它發生在緬甸，發生在泰國，發生在柬埔寨，發生在芬蘭、法國，人性的共通性是一樣的。我敢想的只有把這個共通性很純粹地拿出來，可以達成溝通的目的，傳達到故事的感動，或者我自己認為有了感覺。
至於跟商業性的接觸，我有的經驗是，比方得獎後有人開始找我，他們有一些限制，他們對演員、對劇本、對拍法有一些限制，如果接了那種案子，可能會讓我的生活過得不錯。但是我覺得並不是我多清高啦，每個人都是要生存的，但是我不接的原因，是因為我還可以活下去。另外就是去接那個案子，在這個階段我的限制太多了，我什麼都不能做，都是人家畫好的框框，那個框框對我來說太痛苦了。
我覺得商業並不一定是壞事，有錢也不一定是壞事，重點是到底對商業夠不夠專業的了解，投資者設定的那個框框，對創作者、對導演，是不是造成太大的限制，限制到可能發揮不了他想要的商業。我覺得商業也不一定那麼好拍啦。所以其實比較不會去拒絕拍商業片，但是我現在拍不來。
- 你從 1998 來台灣，到現在也 17 年了，是很長的一段生活時間跟經驗。會想要拍台灣的題材嗎？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蠻可愛的地方，在緬甸的時候，其實會一直懷念台灣的這種美好跟可愛，因為兩邊實在差太多了。當然緬甸很苦嘛，在台灣又會覺得這種可愛會讓我太安逸了，我覺得這個安逸的現狀，可能是台灣年輕人外在的一個狀態，就是很可愛很安逸，並不代表大家心裡都很安逸，心裡可能是很膠著、很焦慮的。
我覺得藝術家本來呈現的東西就是整個社會觀察後的濃縮，不管他拍的是商業片、愛情片、驚悚片、類型片，他所呈現的就是他的觀察，我覺得整個狀態就是台灣還是安逸了一點。但是怎麼樣把心中的焦慮、自己對社會的不安，或者對抗這些東西爆發出來，我覺得我現在也面臨著創作上的一個瓶頸吧！
怎麼樣在這樣的資源下，把你要表達的東西很直接或者婉轉地表達出來。因為你總有很多限制，比如說我們這個階段（年輕）的導演就是太小了，還是會焦慮到底吃了這一餐，有沒有下一餐？這種最基本的問題。但是你在焦慮下還是要去創作，得到一個你自己有感覺的東西，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關於想拍的台灣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一直都有在準備，有的都已經寫了。畢竟我在台灣從 16 歲到現在 32 歲、33 歲，但是目前時機還不成熟。台灣這個地方，我覺得已經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了，我定義中產階級就是，像緬甸我們講的是低層社會，有一大半的人是沒飯吃的，會餓死的。台灣相對比較少一點。
所以在這種物質上平均達到一個飽和的狀況下，我覺得有很多故事是關於人的，已經不是外在的生存了，是心理方面的不健全或者憂鬱。我覺得我未來的題材都是在講這個，就是人的安全感，在這個物質資源的飽和下、不缺乏下，所產生的不安全感和存在感。有人的地方其實就有心理的問題，這個城市有很多故事的。
本文摘自《我們這樣拍電影》，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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