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灣生回家》講述的是一群在台灣出生、戰後被迫遣返日本的「灣生」故事,他們的國籍雖然清清楚楚是日本人,但對出生地台灣卻有著無法割捨的懷想與思念。今年《海的彼端》說的是一個既相似又不同的故事,說的是一群從台灣懷抱著夢想到石垣島屯墾的農民,如何把水牛和鳳梨帶到沖繩,即使戰後遭遣返,又在動亂的二二八期間再度偷渡回石垣島八重山,從此與故土分離,在八重山落地生根的八重山台灣人。
這些台灣人因為當年多是偷渡,沒有國籍,直到沖繩回歸日本政府管轄,他們才「就地合法」,正式改了日本姓氏、成為日本人。《海的彼端》則聚焦在當年的鳳梨農民王家、現改姓氏為玉木家族的三代故事做紀錄拍攝。娓娓道來三代移民面臨的不同處境,家族如何在既有台灣文化與融入日本生活間取得自己的平衡與定位。
全片的開頭,由玉木家族第三代的玉木慎吾作為主視角出發,他是日本樂團 Sex Machineguns 的貝斯手,講述的起點不是沖繩,而是從南投家鄉跳到他工作的地點:東京。整段開頭以慎吾的處境切入,從東京對沖繩隱然的歧視,再到他自己對台灣身分的隱約模糊,一下子把八重山台灣人「邊緣中的邊緣」地位帶了出來。作為移民第三代,對於家族過往並不熟悉的慎吾,以他略帶陌生疏離的口吻說出自己的心路歷程,再以他的旁白帶到當年家族如何經歷歷史捉弄、偷渡過危險海域來此定居的過程。影像不急不徐的節奏,搭上慎吾的旁白口吻,表面的平靜下反而讓當年的歷史更顯得驚心動魄,而略顯生疏的視角和口吻,剛好能引起螢幕前觀眾的莫大共鳴:我們何嘗不是對那段陳舊歷史如此陌生又亟欲理解,才會來探索這個家族的故事麼?
慎吾的視角和旁白定調,與全片影像的節奏相得益彰,又是一個讓觀眾非常能理解的聲音,所以全片只要是以慎吾視角出發的段落,都特別讓人能夠走進這個遙遠又切身的議題與故事裡。
相較起來,大量不同家族成員的所描述的景況與記憶,就比較欠缺有機連結,有些再度良好地呼應了他們最後只有石垣島這個地方才是家的邊緣性,有些則稍嫌流水帳了些。作為另一位主角的慎吾奶奶,雖然她本身的故事十分精彩,但全片只有兩個段落最傳神、自然帶出她夾在台灣與日本夾縫間的人生:一是她回台觀賞原住民表演卻聽不懂國語的一段;另一段則是每年默默在家自製紅蔥頭、包粽子、祭先祖的段落。其他不少與親戚話往事,就不見得有同樣的美學高度,反而有點像瑣碎的流水帳。
還好在部分失焦鬆散的敘事結尾,《海的彼端》迎來了一個跟開頭一樣出色的結尾:石垣島的土地公祭—-土地公的神像端坐其間,台灣信仰的重要象徵線香,還有一頭貌似用麵粉做成的豬公,夾雜著日文主持的祭儀和原住民歌舞。宛如原創拼貼卻又誠懇無比的一場祭典,把流離的移民輾轉身世全靜靜地展演了出來,又與台灣特殊的民族混雜性互相呼應。不管祭詞的語言為台語或日語,相信神明聽入耳裡,都是最虔誠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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