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猴子整合行銷不但邀請資深監製李烈（左二）、葉如芬（右二），還有曾到大陸拍攝的導演連奕琦（左一）、高炳權（右一）各角度討論台灣電影走向
前一場講座「從資金、題材、市場⋯，看台灣電影未來的更多可能性」談到，大陸電影市場因為發展快速，正像個黑洞一樣吸納台灣電影界的人才，未來台灣技術人才的培育可能形成隱憂。雖說如此，但兩岸畢竟民情不同，拍片文化上也有些差異，因此第二場講座【兩岸電影製作的邏輯差異】邀請兩位曾前進中國市場的台灣導演，分別是擔任《小時代》執行導演的高炳權，與擔任《左耳》執行導演的連奕琦，分享他們在兩岸拍片的差異之處。
Q .當初怎麼開啟與中國合作的契機？
高炳權：當初《小站》拍到一半時接到柴姐（柴智屏）製作人的電話，說有個案子叫《小時代》想找我，這本小說在中國非常有名，雖然我之前沒聽過，但想想也是機會，可以了解中國電影到底在做什麼，就先答應了。其實還沒進劇組前我先看了小說，但真的沒有 Touch 到什麼。我在劇組身分比較偏製作方，導演（郭敬明）是純粹的作家，製作方當時不確定他是真的想當導演或單純只想翻拍自己作品，因此讓我盡量教他，這有點代工。（主持人：當初合約一次談好拍三部嗎？）兩部。而且製作速度很快，從接到電話到開拍只隔半年，兩部一起只拍了三個月，概念跟偶像劇很像。
連奕琦：過去與豆導、黃志明、蘇照彬等人合作過，再加上《甜蜜殺機》（大陸賣 2000 萬人民幣）票房不錯，陸續有人找我，只是我選擇與熟的人一起開發案子，進度雖然慢，但我也在熟悉中國開發電影項目的流程。會接《左耳》完全因為蘇有朋，當初拍完《甜蜜殺機》時他就說想當導演，也持續向我請教。製作方有幾個案子讓他挑，最後他選擇《左耳》，我自己不知道這部小說多紅，也是聽蘇有朋轉述的。他來找我時正好在拍《徵婚啟事》，我說要拍就一定要找一位好監製，後來一位前輩介紹了黃志明，但他當時還在觀望，要我一起當執行導演他才接，他認定我不會接，沒想到我答應了。
連奕琦因蘇有朋的邀約，赴大陸參與拍攝《左耳》
Q .當初《甜蜜殺機》由福建恆業發行，你有去大陸宣傳嗎？
連奕琦： 沒有，都在拍《徵婚啟事》，早知道會賣就去了。《甜蜜殺機》會賣蘇有朋佔很大因素，舉個例子，拍《左耳》時只要出外景，圍觀的人都是一個營（八百人）起跳，大家都想來看五阿哥，若往二、三線城市更可怕。
Q .在接觸案子時有什麼顧慮？
高炳權：故事不是我的菜。但柴姐建議我站在製片方角度，而且機會難得，《小時代》這種等級的預算很難遇到的，加上我也不用扛票房，就當作學技術。
Q .當初有設什麼條件才簽約嗎？
高炳權：當時主創團隊其實都是台灣人，包含製片、攝影、燈光、收音各組都是。我一直覺得在台灣拍片很溫暖，便當也特別好吃，在中國是另一個情況，因為工作人員來自大江南北，加上劇組太多了，拍完片後就遇不到，但台灣會留面子，不要得罪太深，所以用自己人還是比較放心。
Q .跟郭敬明之間如何分工？
高炳權： 執行導演這位置很玄（主持人：不然我們今天幹嘛叫你們來），有點像顧問。每天拍戲前我們會先討論，若遇到比較大的場面就會提醒他分鏡一定要清楚。若是在現場，我的工作是讓他可以安心講戲，他是很認真的導演，對戲也很清楚，但導演不只講戲，還有調度問題，雖然有時候他有特別想法，但大部份還是由我跟 Randy（攝影車亮逸）一起討論。其實導戲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他對戲很有想法、也很堅持，後來我跟他磨合出一種節奏，我覺得戲有問題就只會跟他提一次，但他常說：「高炳，相信我，我是這齣戲的作者。」
Q .現場跟蘇有朋如何分工？
連奕琦：我跟高炳（權）不一樣，我只對導演負責。蘇有朋很焦慮現場調度，反而不擔心演員，因為他是演員出身；但從我的角度看，我最怕演員，因為都是素人。其實我們技術團隊很夠力，像攝影趙非，幫 Woody Allen 掌鏡過三次，基本上不用擔心，只要把想法跟他說就好了；另外原著作家饒雪漫也全程盯場，每個環節都很專業，只有演員需要擔心。當時我會事先理解導演對畫面的想法，然後催促他去顧演員，其他的我再跟攝影溝通。
電影是團隊合作，攝影自己也有看影片的角度及打燈方式。我舉個例子，像趙非是美式邏輯，希望燈的品質可以控制，但我們無法搭景，因此他經常把拍攝場景變片場，在任何意想不到的地方吊燈，基本上就是製造一個天花板出來（外景也一樣），所以他每拍一個場景的打燈時間都是八小時起跳，因此我們有兩組燈光組，一組必須提前準備。在這種打燈狀況下，我連換鏡位都要思考很久，這件事情讓我學到很多，是很好的經驗。
其實《左耳》若是台灣團隊執行，只要花 5000 萬台幣，最多 70 位劇組人員就夠了，但我們花了 3000 萬人民幣，150 位工作人員，兩岸對規模的想像不一樣，成本概念也不一樣。因為小編制，台灣導演組最多 4~5 人，但大陸導演組很龐大，許多戲都有執行導演，像陳凱歌拍《梅蘭芳》時就沒有直接跟演員講話，都由執行導演轉達。日本也是，導演只跟主角講話，若今天配角能跟導演說上話，那絕對是榮譽的一天。台灣最妙的是導演跟每一個人說話，連臨時演員也是導演教戲，也因此台灣比較不習慣執行導演。過去這工作可能是第一副導演做的。
Q .所以第一副導演要做什麼？
連奕琦：我覺得執行導演是華人電影圈發明的，老外其實就是第一副導演、第二副導演，體制很清楚。在這邊因為副導演當久了，想當導演沒機會，卡在那邊很尷尬，就乾脆要一個高一點的職稱。
Q .拍完這些戲帶給你們哪些正面衝擊？
高炳權：分工細是好事，像我一直疑惑為什麼台灣沒有司機編組，開車的都是各組小朋友，基本上請技術人員就不是來開車的。另外，中國由美術組找景，台灣是製片組找景，美術找景的好處是前期就能把美術想法加入，台灣則多了一道工。
連奕琦：台灣問題還是預算，我理解美術前期加入的好處，但台灣前期只有導演組與製片組，導演組忙著改劇本，製片組沒事就只能出去找景，等到導演決定一大半，美術、攝影陸續到位後，可能美術又推翻導演想法，大家重來一次，雖然很浪費時間卻也沒辦法，因為都在省錢。
說穿了台灣拍片環境還是以導演為核心，這各有優缺點，優點在於拍片是個有機過程，籌備到最後會發現其實想拍的是另外一部片，這不是在講笑話，說好聽一點是身心靈各方面都有成長，想法自然就不同了。但在中國，他們不容許導演有太多改變，就算要改還是在一個框架中改，因為一改就是幾百萬人民幣的事，誰承擔？當然他們也有獨立製片，像畢贛，製作方式就比較像台灣。
再舉另一個例子，李安拍《少年 Pi 的奇幻旅程》時，為了說服美國人來台拍片，在開拍前一年自己花錢找美術、攝影大助、特效指導、第一副導等一行人來台勘景，評估台灣能不能拍片，當時由我帶著。說真的，我在現場完全不像個拍片的人，因為他們的問題我都答不出來，像蓋水池，他們問我有沒有六尺深的地質報告可以參考，我傻眼，原來他們已經評估好水池多大，水有多重，這是我在台灣拍片從沒想過的。
Q .拍攝過程中遇到最大的衝突是什麼？
高炳權： 找場景。現在中國劇組太多了，而我們要的景都比較奢華，不僅高度重疊而且非常貴，可能一個小時要 50~100 萬台幣，即使我們預算不錯，但也花不下去。其實拍片過程真的是有機的，前期因為不知道能拍出什麼，所以導演很守預算，但拍到後面，他看了一些片花，覺得那些「虛華」感是他要的，我們就花錢做了不少效果。
連奕琦： 我跟導演。當初導演想拍《藍色大門》那個感覺，但資方想拍《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感覺，我必須在兩者間找到平衡，不讓他跟製片對立，因為對立只要一處理不好，只會互相消耗能量。一度我也不能理解導演想堅持的東西，後來我意識到我只是執行導演，作品還是他的，雖然他不懂技術，但這部片的精神面他很清楚，不然不會與我僵持討論，所以後來我只能試圖去達成他想要的感覺；至於製片方的想法，就交給他處理。
《小時代》系列電影中奢華的場景及服裝、美術令人印象深刻
Q .《小時代》大賣後有飄飄然的感覺嗎？
高炳權：完全沒有，反而很驚訝。說到底我的立場就是製片方，只要製片喜歡都行，而且郭敬明也蠻聽製片人的話，對蘇有朋來講，他比較想拍作品，但我們就是個商品。
Q .《左耳》賣超過五億人民幣時，你有很驚訝嗎？
連奕琦：畢竟這部電影是蘇有朋的，我只是協助，我開心的點在於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當時中國這種成本的電影不可能用新人，但《左耳》唯一的卡司只有導演，其實製片方對這樣的操作也不放心，我後來才知道光線影業的評估只有 2 億票房。另外，作者饒雪漫跟導演也有不少拉扯，她投入非常多，電影會成功她佔很大因素。雖然意見不一樣，但爭吵對成品是有幫助的，因為她提出的問題都是對導演想像的挑戰，只要導演有破綻，她的說法就有道理，導演也被迫要想得更清楚。
Q .在中國拍完電影後，對未來導演生涯規劃的想像有調整嗎？
連奕琦：以前拍片都要有負債的心理準備，雖然《海角七號》過後變好一點，但現在一年內會賺錢的國片仍舊不超過三部，所以在台灣拍片無法要求實質回饋，比較多是精神滿足。我當《左耳》執行導演的費用超過我前兩部電影的總和，剛拍完還打算發展執行導演專業，去中國賺的錢回來拍就不怕賠了。現在我若想拍娛樂片，會與中國合作，畢竟兩邊市場等級差太多，但回台灣就要拍自己開心的，賠錢我也認了的那種。
高炳權：剛回來時跟小連想的一樣，都想發展執行導演專業，後來仔細想想還是要回來寫自己的東西。現在我的想法是要看這個案子適合在哪裡，我不會為了合拍寫一個不中不台的東西，而是純中國或純台灣，但中國比較娛樂，往類型片發展，台灣要做比較難，但除此之外的題材都會在台灣拍。
Q .在中國大陸拍片實戰後，對於現在在台灣的導演有沒有其他做法上調整的建議？
高炳權：基本回到預算問題，你的預算不允許你這麼做，大成本的分工當然比較細，有些流程跟台灣不一樣。對我來說，拍片不一定要苦哈哈，說實話，台灣目前拍片環境還是過於辛苦，但多元性還是不錯，只是資方有時候比較沒信心，需要更多的成功案例讓他們放心才行。
連奕琦：上一場說到台灣電影是手工業，雖然從產業面上來看有點悲哀，但對導演卻是個優勢，想想看手工業的片還可以跟電影工業出產的片一起放上戲院。但若從觀眾端來看，卻又比較吃虧，畢竟觀眾要不要捧場是另一回事。在中國，不是主流就很難上戲院，所以新導演很難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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