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末，台北電影節觀眾票選獎得主《太陽的孩子》於戲院正式上映。本片以雙導演之一勒嘎舒米的母親推動梯田溼地復育的真實經歷出發，納入包含原住民返鄉、東部海岸開發、土地正義、學運抗爭等眾所矚目的社會議題，首映以來不僅獲得幾乎是一面倒的正面迴響，以及無數名人感動推薦，票房同時也傳來捷報，除了東部包場活動熱烈之外，上映廳數不斷增加，加上無風也無雨的颱風假加持，有望成為今年台灣電影的另一匹耀眼黑馬。
然而，若對《太陽的孩子》所獲得好評進行深究，不難發現本片口碑絕大多數仍來自對於「社會關懷」的共鳴，而非「電影拍攝」品質的激賞，重點仍放在「說的是身邊的故事」，而非「說好一個故事」。
事實上，單就劇本來說，《太陽的孩子》雖不乏感人至深的獨立段落，讓觀眾激動落淚的真情流露亦所在多有，但故事主要以過度簡化的善惡二元對立為主，將所有「土地」與「傳統」拉抬到絕對的道德至高點，同時反手把「商業」或「開發」行為，批鬥成面目模糊且油嘴滑舌的萬惡淵藪，角色因此流為導演的傳聲筒，美化了主角一切所作所為，也讓故事轉折刻意為之，在硬塞入的社會運動橋段裡更顯得有句無章，空有天外飛來一句「利大於弊」的小聰明，「白米怎麼能當飯吃」的膚淺幽默，卻沒有讓故事有機發展的技巧與邏輯。
同樣的，電影在拍攝上雖有廖敬堯的攝影與阿洛卡力亭巴奇辣的好演出，但介於商業與藝術間的彆扭節奏，讓幕與幕間換檔極為不順，終究只能靠淚水而非敘事撐起電影，成為另一部不上不下的尷尬產物。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當幸福農婦⋯⋯是這樣嗎？
台灣近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抗爭現場時常可看見當代導演身影。無獨有偶，自台灣新電影以來對於社會議題的探討，在近年的電影作品中亦更加明顯。無論是出自於文以載道的責任感，抑或民氣可用的見獵心喜，電影裡頭開始大量出現熱門議題如居住正義（《愛琳娜》）、農業弱勢（《白米炸彈客》、《廢物》）、貧富差距（《行動代號：孫中山》）、東部海岸開發（《寒蟬效應》）、原住民文化（《很久沒有敬我了妳》）、性別平權（《滿月酒》）、政商關係（《菜鳥》）、失能家庭（《志氣》）等，記錄片更幾乎是一頭栽入此領域，幾乎可以說是語不感人死不休，類似鍾孟宏的《醫生》之類冷調拘謹作品現在看來已宛若隔世。
自然，台灣近年亦不乏上述情形的例外：單就今年來說，亮眼的類型片嘗試如《屍憶》或《角頭》，或者過去十年的台灣電影正字招牌青春校園片《我的少女時代》，都選擇將視角聚焦於敘事上，將類型的潛力發揮得可圈可點。然而，這些電影所受到的關注或批評遠少（多）過其本身實際水準，反倒上述一系列結合議題的電影往往是重重拿起，輕輕放下，「社會關懷」四個字儼然成為了台灣電影的免死金牌。
《愛琳娜》：一部有意思的愛情電影，被迫嫁給都更議題的文藝大悲劇
若電影本身對於問題做出鞭辟入裡的剖析，或能將社會問題融入於故事織理之內，則「社會關懷」是畫龍點睛，記錄了所屬時代的怒氣與眼淚。作品如蔡明亮的《郊遊》、張作驥的《醉，生夢死》，鍾孟宏的《第四張畫》等，雖然不約而同地拍出了畸零人生，但敘事手法各擅勝場，最後結果也頗有可觀。
可惜的是，前述那些包含熱門社會議題的作品，不僅品質參差不齊，且多半是電影以服務議題為主，亦或為了表達社會關懷硬是將議題塞入敘事框架內，造成議題成為電影的重心，拍攝品質瞬間成為不能說的秘密，結果便是一如前述《太陽的孩子》的善惡二元對立，議題──而非最後拍攝成果──成為決定電影與觀眾高度的標準。台灣電影近年努力要開拓類型片這塊沃土以耕耘市場，但當「社會關懷」成為壓倒性的類型選擇，則商業潛力究竟能有多少發揮空間，恐怕還是個未知數。
關懷一樣可以關懷得不著痕跡又感人肺腑，《第四張畫》便是個很好的例子
好萊塢很多年前拍了部棒球電影叫《夢田》（台譯：夢幻成真），故事是主角某天在田裡聽見神祕的召喚：若在農田裡蓋一座棒球場，當年無辜涉入簽賭醜聞而被終身禁賽的傳奇球星將死而復活，現身在田裡比賽。故事本身自然是不切實際，但仍充滿對於棒球無限的愛。
回到《太陽的孩子》，這終究還是一部拍攝水準差強人意的公視人生劇展（不過至少比鄭有傑前作《野蓮香》好一點就是），一如片頭強調的「除了部分參考真實故事改編，其他情節皆純屬虛構」，本片大力吹捧梯田復育所帶來的希望，但對於議題的著墨比起多年前的《無米樂》，夢幻飄渺實與《夢田》別無二致。原住民的故事──一如多數社會議題──絕對值得在電影的框架裡被更多觀眾看見，只是原住民值得更好的電影，觀眾也值得更好的敘事。
沒有人說電影導演不能關心社會。但當結果更接近社運人士而非電影人，這問題就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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