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雀雀
圖左第一位是連奕琦導演。
除了即將上映的《市長夫人的秘密》、《癡情男子漢》、《命運化妝師》和《甜蜜殺機》四部台片之外，台灣導演連奕琦也曾前進對岸，執導過郭富城和王千源主演的《破·局》以及歐陽娜娜主演的《秘果》兩部陸片，更是蘇有朋的導演處女作《左耳》的執行導演。
連奕琦這幾年來成為了一手拍台片、一手拍陸片的導演雙刀流。而其實兩岸拍片環境大不同，對岸已然邁向電影工業化，在台灣拍片還是比較像是手工業，如何透過兩邊拍片經驗強化己身不可取代之優勢？在《市長夫人的秘密》上映前夕，連奕琦侃侃而談從拍片認識自己的過程，也分享了自己奔波於兩岸之間的工作心得。
打造多元形式電影
從《命運化妝師》的懸疑類型與揪痛愛情氛圍的交融、《甜蜜殺機》的冤家搭檔辦案和校園秘辛的混雜，到《痴情男子漢》瘋狂喜劇節奏與純愛調性接力，乃至於《市長夫人的秘密》的輕食型推理揭開政黑潮湧，連奕琦的每部片中都至少有兩種電影類型甚至是兩種形式風格以上的嘗試與呈現，已經幾乎要變成小連導演的電影作品的特色，然而這卻是一路以來始料未及的結果，他笑著說：「我拍片時從來沒想過，我一直覺得我很純粹。可能一方面是跟電影的題材選擇有關，在朋友陸續看了《癡情男子漢》和《市長夫人的秘密》之後也都有提到我有這種傾向。我回去思考為何會這樣？」
先是不免對於拍出《紅衣小女孩》和《目擊者》等類型化電影的台灣導演程偉豪透露欣賞之意，「因為台灣的影視環境，沒有完善的條件讓影人去做很純粹的類型電影，但程偉豪做到了。我自己內心可能也很想做，但是卻總不自覺得往各方面都去靠一點。」爾後小連導演便從第一部電影《命運化妝師》開始，嘗試分析自己當初拍片時權衡內容與形式的方式：「《命運化妝師》是我的第一部片，我很專注在做內容的部分，對形式沒有太過強烈的想像。《甜蜜殺機》或《癡情男子漢》可能是因為故事裡面有關於喜劇的調性，我也就會去發展喜劇的形式部分。」喜劇氛圍經營得太成功，使得小連導演在認真說起故事時，讓觀眾掉入另一種時空。
一部電影能獲得兩種享受/感受，這樣是好是壞其實難說，但或許這也是一種台灣味：「仔細想來，我生長的年代是台灣綜藝節目最蓬勃的時候，我是看電視長大的小孩，一定會有將各種元素加在一起的創作傾向，不小心就會這樣。大大地受到台灣綜藝節目文化影響，是我目前回頭看我的根源所能找到的答案。」
在迎向觀眾與面對自己之間
無論兩岸，連奕琦都算是產量產質挺好的導演，看過《甜蜜殺機》的影迷都知道導演非常清楚觀眾真正想要什麼。在新片《市長夫人的秘密》中，男主角程見和女朋友一起迎向了觀眾，可是程見還是偷偷寫他的書，做他的小說作家夢。這不禁讓我揣想，小連導演是否也有在拍片工作中表現出了意欲作為一個「作者導演」的想法？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台灣導演幾乎都受到過台灣新電影的影響，難免都會想要成為作者型導演。」只是闖蕩在電影圈裡的連奕琦同時發現，電影有太多的可能性、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嘗試，以致於到最後，他什麼東西都想試試看，一路以來就加入了各種因素：「只要覺得某件事情很好玩，我就想去試，也盡量從這樣的角度去切入我的每一個案子。」
把覺得有趣的事情做好，觀眾自然也就會覺得有趣，電影作品也就迎向了觀眾。「現在我心目中，小津或費里尼依然都還是很棒的作者，可是我如果有機會，我的目標還是會像是諾蘭和史匹柏那種的，我覺得他們拍電影好像蠻快樂的。史匹柏都幾歲的阿北了，還在拍《一級玩家》，一定是拍電影讓他很開心才能展現出那種活力。」顯然 40 不惑的連奕琦導演，在迎向觀眾之際，也懂得了面對自己，「與其說我想要拍出怎樣具作者論的電影作品？不如說我更想成為那樣的人，成為一個開心的創作者。」
「拍自己的本時，我會想很多，很在乎表現形式。《癡情男子漢》也是我比較早涉入劇本的片，越早做編劇的事，我的形式就會放得比較大。至於我在接觸《市長夫人的秘密》的劇本一開始就很完整，讀完本後我最想拍的部分是愛情的點，就會專心在那邊。因為是我一開始被感動的地方，就會抓得比較緊。」
中國電影製片取向，台灣電影導演取向
在中國和在台灣當導演，勢必會體驗到各式樣的不同拍片文化。小連導演往返兩地之間感受到最大的衝擊，竟是兩岸影人對於電影製作的根本態度，徹底不同：「中國大陸市場很大，光是行銷一部片就可能有 1000 萬人民幣（5000 萬台幣）的預算起跳，為的是要去鋪戲院和鋪廣告等等，至於電影本身的製作成本，常常動輒 3000 到 5000 萬人民幣（1 億 5000 萬～2 億 5000 萬台幣）。這種數字，在台灣看起來很不可思議，我只有當助理拍《詭絲》（成本約 2 億台幣）時有這樣的經驗。」
中國拍電影的思考方式是製片角度取向，台灣是導演取向。「中國大陸對市場想像較強，增資也容易，這對我來說衝擊很大。我在中國大陸學到比較多的就是『要敢於想像』這件事。每次回到台灣，我都覺得「雖然知道想了也不一定做得到，但還是要練習敢去想」。如果想都沒想過，以為有錢就做得到，連奕琦也不相信。腦袋裡運作過的話，資金一旦真的進來可以去操作，也比較不需負擔多餘的嘗試性風險。
兩岸拍片經驗的優缺比對
在中國拍完《破·局》之後，小連導演回台灣拍《癡情男子漢》和《市長夫人的秘密》，在製作與規劃方面，以及作為導演的選擇能力上都感受到了提升。「以前我拍一個鏡頭會很執著，磨到百分百達到我的要求。現在我學會力氣要放對。例如演員不可能一整天都和導演ㄍ一ㄥ在那邊，所有工作人員都是人，早上的力氣就是會比晚上多，人都會累，累了以後，判斷也會失準。在對岸我學會調節這件事。」
但在台灣的拍片經驗，也讓連奕琦在無形中累積了更多執導能力：「在台灣拍完《癡情男子漢》後我去對岸拍《秘果》，第一天雙機運作、拍了 16 個鏡頭收工，那邊的劇組覺得這種進度很好，完成度很高、趕出很多鏡頭。我聽到後心裡的 OS 卻是『《癡情男子漢》我一天拍 30 幾個鏡頭，而且是單機！』資源多寡真是各有優缺。」
《癡情男子漢》
「在中國大陸拍片，打燈可以慢慢磨光，導演跟攝影師的討論空間也大，但在台灣都是前置作業就都要全被討論完，否則等到開拍後，除非有多出時間，不然就得照著之前討論的方式拍。」他接著說，「可是台灣環境又沒辦法讓所有拍攝按照規劃，一定會有各種不穩定因素，所以總是得要邊拍邊調整。對岸的話，是真的有機會讓拍攝照著規劃走。製片的角色在對岸可以發展得比較完整，他們一直在規劃方面做加強。」
小連導演打趣地舉了從美國海歸的攝影師朋友當例子：「美國人拍電影就像美國人打仗，去伊拉克先蓋基地、航空母艦就位…所有東西都是整組搬過來 set 好，然後開始打仗。那台灣就是國軍背著背包和帳棚去打仗，遇到各種情況屆時再想辦法解決。」對岸現在拍戲是傾向要做到美軍那樣，但在台灣拍片就還是得國軍 online，這就是現階段的現實。
向中國電影工業取經，給台灣導演的經驗傳承
小連導演是難得在中國拍片後，沒有北漂不歸、依然會回來拍攝台片的導演。也因為兩岸拍片環境差異大，往返之間感受著中國和台灣資源的落差，勢必得要不斷地做自我調節。這方面連奕琦覺得自己調適得還不錯：「回到台灣，知道環境與資源就是如此，就會有因應的使用與操作方式。」
此外，預算與限制也會對導演的人生產生一些奇妙的安排。例如在中國拍片，他可以攜家帶眷把老婆孩子帶在身邊、照顧到家庭，因為資源與收入足以支付此事。反而在台灣的拍攝成本低，有時候在高雄拍片他就得把妻小留在台北，與家的距離反而覺得遠了。「但是台灣還是有很照顧我們的，讓我帶著家人去高雄或日本拍片的台灣資方存在。」看得出導演很感謝願意如此相挺的台灣資方。
有了北漂經驗以後，連奕琦建議年輕導演先想清楚，再決定要不要到中國拍電影：「有些人想拍的電影不一定需要去練某些功，但如果是對於電影製作規模有企圖、有想像的創作者，當然去中國拍片是個好選擇。因為那邊現在電影業蓬勃，連美國人都去中國大陸拍片，去的話可能可以接觸與瞭解到電影工業最頂尖的技術與資源是什麼樣子。那種實務經驗絕對是比窩在台灣想像好萊塢片是怎麼拍出來還要實際。」
就連台灣導演拍的陸片，台灣的觀眾都不一定看得到。對於限制陸片在台上映的配額政策，連奕琦也認為是一個牽扯層面複雜的問題：「對於台灣導演像我來說，影響真的很大。舉個例子：我覺得陳正道是在中國大陸發展得最成功的台灣導演之一，他的片子我覺得很好看，但他拍的陸片礙於配額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跟台灣觀眾見面。說不定他也想回台灣拍片，但他的拍片歷程讓他和台灣越來越疏遠，久之搞不好還會被歸類為『陸片導演』，這很可惜，他本來有機會把中國拍片的 know how 經驗帶回台灣的，但漸漸的，無形中，不會有臺灣資方能接觸到這個導演的作品，更別說要提供資源給他拍台灣片。」這樣的政策以長遠眼光看來，只會造成優秀的台灣導演在拍出好的陸片之後，被更好的條件與資源挽留從此一直在中國拍片，回不了台灣。
「我們誰不想在外地成功之後，回來和鄉親分享？」小連導演顯得感性由衷：「蘇有朋導演處女作《左耳》在中國大陸賣得再好，電影就是回不了台灣。一般資方考量上，陸片回台灣上映會去計算宣傳成本、算完再來看看值不值得在台上映？再決定要不要上。可是台灣導演可能在對岸拍了一部很好的中國片以後，會覺得就是想要回台灣放，就算只是回饋鄉親，沒有賺錢也想放。我會提到蘇有朋就是因為，他的整個成長背景和台灣演藝圈的連結那麼深，如果《左耳》能夠回台灣放，我相信他是會不計成本去促成的。」像台灣之光劉若英，導演處女作《後來的我們》也在中國上映了，小連導演激動說了一聲「賣得那麼好！」。聽見了這些話，連奕琦才讓我們知道，原來台灣導演回不了家的感覺是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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