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麼多工作可做，幹嘛當狗仔？」
這句話聽過很多次，特別是出自大明星之口。有的是苦口婆心，勸狗仔記者早點回頭是岸；更多的，是用鄙視不屑的口吻指控狗仔隊工作低賤。
每次我都忍不住生氣。比起很多不認真跑跑記者會只懂當明星傳聲筒、坐在冷氣房敲鍵盤聊八卦、或看圖寫故事甚至閉門造車的娛樂線文字記者，狗仔隊無論寒冬炎夏都躲在狹小的車內，有時餐風露宿，有時晝夜不分，出任務冒著開車超速違規與被保全罵被藝人打的危險，只為拍到一瞬間的「精彩」畫面。他們必須受到道德批判？或許。但不是來自那些荷包賺滿滿、俗稱「上了岸」的明星口裡。
我不是狗仔，為什麼生氣？因為我目睹整個華人狗仔隊的誕生。因為我協助把狗仔文化帶來台灣。最重要的，是我眼見狗仔同事承受的壓力與墮落，而只能袖手旁觀，甚或當起加害者。
◎誤打誤撞、意外成軍的香港狗仔隊
很多人把黎智英當神，以為他「發明」了狗仔隊，那真是天大的誤會。最初香港《壹週刊》並沒有狗仔隊，黎智英也沒想過要成立，那是後來發生王祖賢事件，意外觸發的一個契機。
《倩女幽魂》中的一代玉女王祖賢
香港《壹週刊》一書分為兩冊後，娛樂報導的比例大增，黎智英嫌棄當時的娛樂報導太膚淺無聊，於是把社會新聞的主管調去管理娛樂組，目的是教導娛樂記者如何採訪新聞。在當年的新聞圏，娛樂新聞總是被正規記者瞧不起，認為這種調動是降職的象徵，A本（政治財經）同事還勸我：「你不要跟主管過去B本（娛樂生活），downgrade（降低）自己。」（可我還是去了。）
一天，負責電影介紹的同事接了一通電話，說王祖賢出現在已婚緋聞男友林建岳的辦公大樓，娛樂組同事的第一反應是：「我打電話給她經紀人問問看。」（想當然是否認再否認。）主管想了想，跟最初接電話的同事說：「你沒事去現場看看嘛！」
結果輕而易舉就拍到王祖賢從該大樓走出來。
之後，王祖賢打電話到週刊抗議，我聽到主管的回答：「王小姐，我不認識妳。」「王小姐，你不要哭了好嗎？」「這樣好了，我挑一張比較漂亮的照片放封面。」原來王祖賢哭的不是緋聞，而是怕素顏曝光影響到她的女神形象。
那張素顏照果然引起了極大迴響，其實王祖賢不化妝仍是清秀佳人，但就像她去年疑似整形崩壞一樣，女明星以為化了濃妝如同戴上面具，五官修整無瑕弄得像假人，就是美麗。
這個封面贏得老闆掌聲，卻引起娛樂組同事的反彈，拒絕做同類型的突擊採訪，寧願辭職也不願毀了人脈。主管沒法，只好要求報導王祖賢的記者另外成立一支隊伍，並稱之為特別調查組。
◎狗仔記者裡外不是人
特別調查組共有五人，皆非娛樂記者出身，其中一名更曾是梁朝偉的司機，因此對明星出沒地點較易掌握。最初，他們是收到線報才會出動，一名文字記者配一名娛樂攝影，工作模式跟香港警察內部專門負責跟蹤調查案件的一個隊伍類似，該隊伍在警隊早年俗稱「小狗隊」，因此在外面號稱為「特警組」的同事，在內部自然就叫作「狗仔隊」。
《甜蜜生活》中的Paparazzo
其實狗仔隊早在1958年就已經在歐洲出現，義大利導演費里尼1960年的電影《甜蜜生活》，就以狗仔攝影為藍本創造了一個角色「Paparazzo」，日後演變成英美狗仔隊名號「paparazzi」。而在80年代，專門報導皇室生活的英國雜誌《OK!》、日本雜誌《Friday》《Flash》及美國小報（tabloid），已常有偷拍報導，香港在90年代中因為狗仔報導讓《壹週刊》銷量屢創新高，其他雜誌紛紛成立狗仔隊，加上《蘋果日報》成立，偷拍成了主流，更引起香港明星1995年發起戴口罩「封嘴」行動抗議，由梅艷芳、張學友帶頭，不接受狗仔媒體採訪，台灣狗仔隊則是到2001年由《壹週刊》引進。
當其時，台灣紙媒一直落後香港十多年，特別是報紙及週刊，從紙張、印刷、排版到內容，都停留在1980年代，而對神祕的狗仔隊，一般讀者更是極為好奇。因此，狗仔隊在台灣沒有蜜月期，一開始就是高度作戰狀態，而且不只是個案跟監，還要到處巡邏。夜店、賣場、明星住宅區域，比警察更勤快。
其實狗仔隊同事一直都處於心理不平衡的環境工作，在公司內，他們跟娛樂記者不對盤；在公司外，被明星咒罵甚至報警處理。回家鮮少跟家人談工作內容，學歷不夠高，文筆也不特別優，經常躲在黑暗中。但他們不是蝙蝠俠，身上沒有正義光環，偏偏最重要的封面報導都繫之於他們身上，壓力之大，不足為外人道，只是我沒想過會嚴重到如此地步。
◎被犧牲的棋子
多年後，一名香港娛樂攝影在一本福音雜誌自爆，當狗仔期間，白天他去記者會拍藝人照片（在電腦還不流行的年代，粉絲都跑去旺角信和中心購買明星照片，很多娛樂攝影藉此大賺外快），晚上當狗仔去跟監。他試過整晚躺在水溝裡，只為偷拍郭富城跟鄭伊健在電影《風雲2》的造型。長期失眠加工作亢奮，在無法舒緩情緒下，他竟然開始沉淪，最初是吸食大麻，後來各式毒品都試。這種虛無卻自我膨脹的生活過了兩年多，最後他藉宗教力量才脫離毒海，也脫離了狗仔工作。
看到他的自白，我無法相信那是我認識「天不怕、地不怕」的舊同事，亦想起港台其他狗仔「抒壓」的方法：有逢週三晚及週日（香港的賽馬日）失聯的，因為去了馬場賭錢，後來甚至向同事借錢下注；有每逢我問「沒封面，怎麼辦」就消極逃避跑去酗酒的；有患上憂鬱症者，要吃藥才能上工的。我認識的狗仔記者，有二人更已經離世，而且皆不到40歲。
狗仔隊工作本來就爭議不斷，成立之初，週刊內部有規定：「不能違法、不能暴力、不能與藝人起衝突」，但隨著各家報社紛設狗仔隊伍，借刀殺人者有之，抹黑造謠者有之，狗仔聲名越加狼藉，更難抬頭做人。一次，導演戴立忍氣沖沖跑到台灣《壹週刊》辦公室，要跟主管對質，為何死跟著他女友桂綸鎂不放？我打給狗仔同事，大家都說沒有，我只好當著他臉義正詞嚴說：「我們敢做就敢認，答案是沒有，你找錯對象。」過了兩天，別家報紙登了桂綸鎂的偷拍，原來桂綸鎂發現狗仔跟蹤，質問對方是誰，狗仔記者居然拿出《壹週刊》的名片。
「We are not recorders, we are reporters.（我們不是錄音機，我們是記者）」那是當年面對香港明星封嘴行動，《壹週刊》在社論的回應，同時替狗仔的工作定位。只是各家爭鳴後，狗仔隊反而成了變形蟲，為了變本加厲搶新聞，跟拍從揭發真相使用的手段，進化成「製造」新聞的工具。可是狗仔記者跟一般娛樂記者一樣，都是聽命行事。與其批評狗仔隊墮落，倒不如說他們是娛樂新聞為求銷量或點擊率，惡質競爭下被犧牲的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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