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非諜影》中飾演主角 Rick Blaine 的亨佛萊‧鮑嘉,可說是硬漢的代表。鮑嘉本來覺得這角色不大適合他,而且電影開拍時問題一堆,明星選角難搞、劇本邊拍邊改,沒想到跌跌撞撞拍完之後,獲得的迴響大大超乎預期──鮑嘉先前演出的常是黑幫分子或冷硬私探,在《北非諜影》裡展現內斂的溫柔之後,他外冷內熱的硬漢形象,自此定型。
Rick 這個原創角色經過鮑嘉的詮釋,與鮑嘉合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這種狀況並不常見。大多數的情況是,觀眾記不住某部電影的角色名字,只記得是某個明星演的;或者,只記得角色,不大記得演員是誰。
第一種情況很好理解,畢竟電影公司找明星主演與觀眾進戲院看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明星的名頭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如果角色的名頭大過演員,就會發生第二種情況。
與小勞勃道尼合演《吻兩下打兩槍》的方基默,對此應該很有感觸。
方基默在 1995 年演過《蝙蝠俠 3》,卡在成績很好的前兩集與完全崩壞的第四集中間,有種不上不下的尷尬。與方基默合演《風雲際會》的瓦維克‧戴維斯(Warwick Davis)就曾在以偽紀錄短片呈現的英國情境喜劇《Life’s Too Short》中用這個哏開玩笑──方基默戴上蝙蝠俠頭套後,戴維斯的祕書想了半天都想不起他是誰。
話說回來,短片裡的祕書雖然記得其他演出蝙蝠俠的明星,但他們與這個角色也沒有完全合體。
克里斯汀‧貝爾演了三集諾蘭版的蝙蝠俠電影,叫好叫座。諾蘭著重描寫韋恩(Bruce Wayne,蝙蝠俠的真實身分)一角的心理變化,所以在這三部電影裡,貝爾以韋恩身分出場的時間比其他蝙蝠俠電影都長,但觀眾記得的,可能是「由諾蘭詮釋的蝙蝠俠」,而非「由貝爾演出的蝙蝠俠」。
喬治‧克隆尼演了《蝙蝠俠 4:急凍人》,評價很差。這是他剛轉戰大銀幕的早期作品,評價很差的主因是導演喬舒馬克(Joel Schumacher)太糟糕。克隆尼後來的作品很爭氣,他偶爾會拿自己演過的蝙蝠俠開玩笑,不過觀眾對他的印象幾乎已經與這個角色脫勾。
1989 年演出《蝙蝠俠》電影的米高基頓,可能最符合「觀眾只記得角色,不大記得演員是誰」的情況。提姆波頓當時找基頓演蝙蝠俠,是頗有壓力的。
基頓的演藝生涯從影集開始,在《蝙蝠俠》之前接演的角色大多是喜劇,他與波頓合作的前一部作品是《陰間大法師》,演出充滿瘋癲喜感;而六零年代以蝙蝠俠為主角的電視影集,因時代背景及收視群考量,所以色彩繽紛、歡樂胡鬧,在開始將超級英雄帶進現實、挖掘角色黑暗內裡的八零年代看來,已經不大對勁。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波頓的選角自然讓人憂心。
不料,《蝙蝠俠》的票房及評價都很好。波頓和基頓在 1992 年繼續合作了《蝙蝠俠:大顯神威》,同樣創造了極佳的成績,但在電影公司不讓波頓執導續集之後,基頓也跟著辭演。以後續兩集電影的狀況而言,基頓不再飾演蝙蝠俠是正確的決定,但辭演蝙蝠俠一角後,基頓沒有接到太讓人驚豔的角色;他參與過幾回幕後配音角色,效果不錯,但觀眾印象不深。
波頓版本的蝙蝠俠電影把重心放在「蝙蝠俠」這個身分上,基頓以韋恩身分出現的戲並不多──最明顯的例子是《蝙蝠俠:大顯神威》中有一幕,韋恩在辦公室獨坐,似乎正在發愣,這時窗外天空出現呼叫蝙蝠俠的蝙蝠燈號(Bat Signal),韋恩抬頭,彷彿這才活了過來。
角色名頭太大、導演側重蝙蝠俠身分,加上基頓後來接片的狀況,導致一提起基頓,大多數觀眾想到的,還是「曾演過蝙蝠俠的那個人」──不是不記得基頓的名字,就是覺得電影的成功來自有名的角色,甚或覺得基頓只是個不入流的、得靠扮演漫畫角色才能吸引目光的演員。
2014 年墨西哥導演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的電影《鳥人》中,完整呈現了基頓的困境;在這部提出許多思索面向的電影裡,置入大量與基頓/蝙蝠俠相關的安排,劇中主角 Riggan Thomson 的焦慮,彷彿就是基頓的焦慮。
回頭看 1989 年的《蝙蝠俠》,不難發現這部電影之所以成功,以哥德童話氛圍表現故事的波頓功不可沒,演出重要歹角的傑克‧尼克遜功不可沒,但演出深藏內心創傷、嫉惡如仇主角的基頓,同樣功不可沒。
基頓的功勞,並不是因為他戴著蝙蝠俠頭套。
拍攝《蝙蝠俠》時,基頓的精神狀況並不好:他正與妻子鬧離婚,長時間在英國拍片也讓他沒法子陪伴小孩。有天晚上,他和尼克遜化妝著裝,正準備入鏡,他看著滿臉塗白、穿著誇張紫色西裝的尼克遜,忽然很感慨地說:「我們都是大人了吧?我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
如此心境,或許正是被頭套遮住半邊臉的基頓,仍能強烈表現出承受失落與壓抑苦痛的原因。
將傷痛融入表演,雖然五官掩在面罩之後,名字隱在角色底下,但沒有基頓屬於凡人的軟弱,大銀幕上那個黑暗的硬漢,就會失去動人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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