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下鐵事件》到《若無其事的寧靜》:看日本的社會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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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po

日前侯孝賢導演終於以《聶隱娘》一片奪下第 68 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在接受專訪時被問及是否拍的是「一個人,沒有同類」的自己,侯導回說:「你往前走,隨著自己的成長,愈看愈深,最後就是一個人。

這讓我想起說過類似話的村上春樹。

在 2014 年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面對記者詢問:「身為一個作家,你還想做些什麼?」村上回答:「老實說,我不知道。費茲傑羅(《大亨小傳》作者)是我年輕時的偶像,但他 40 多歲就死了;我很喜歡卡波提(《第凡內早餐》原著作家),但他 50 多歲死了,而杜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作者)是我的理想作家,但他 59 歲也過世了。現在我 65 了,以後會怎麼樣我實在不知道。我沒有可以仿效的對象,也不知道接下來會如何——80 歲時我會寫什麼?不知道。我可能還在跑步還在寫作⋯⋯那樣很好,但沒人知道會怎麼樣。」

村上

村上春樹受訪照(圖片來源:衛報)

或許頂尖創作者走到最後都是孤獨的,從村上早年所寫的《地下鐵事件》中便可發現他和日本大眾不甚相同的特性。

「無差別殺人事件」受害者 反遭社會霸凌

在《地下鐵事件》這本書的前言當中,村上寫到他在雜誌上看到一位女性投書,她的丈夫在上班途中遇上地下鐵沙林事件後被送進醫院,雖然幾天後出院,卻不幸留下後遺症而無法順利工作。剛開始還好,但隨著時間過去,上司和同事開始說起一些刺耳的閒話,丈夫也因無法忍受那樣的環境,像是被趕出來般地辭掉了工作。

「為什麼那些運氣不佳遭遇沙林事件的純粹『被害者』,除了承受因事件本身帶來的痛苦之外,還必須受到那樣殘酷的『二次傷害』呢?(換句話說,那是我們周圍到處都存在的平常社會所產生的暴力),難道周圍沒有任何人能阻止這樣的事嗎?⋯⋯我開始私下想知道寫那封信的女性(們)、想知道那些丈夫(們),而且開始想更深入了解產生如此強烈雙重傷害的我們的社會的成立方式,事實上是怎麼回事。(p.12)」因為村上看到了這些群相,並想知道「後來這些人都怎麼了」,所以寫成《地下鐵事件》這本書。

實際上,這本《地下鐵事件》我看了非常久。除了因為紀實的筆記非常厚重之外,太多的真實故事、以及每個受害者描述事發當日的細節堆疊常沉重地讓人喘不過氣,因此老是斷斷續續,甚至間隔數月,才能一篇篇緩慢地讀過。且在閱讀的過程中,常看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文字片段,甚至會有「受害者家屬真的會說出這種話來嗎?」的想法。例如其中一篇寫到一位因事件受害而短暫喪失記憶、無法自主行動的志津子小姐,她的母親看著躺在醫院的她竟說出:「志津子妳那時候不如乾脆死掉還好。」「先不說這孩子,我實在不忍心她再繼續添加你們的麻煩了。(p.161)」這樣的話。

當年讀《地下鐵事件》時一知半解,對奧姆真理教、對日本奇特的道歉文化,以及因而發展出的壓抑民族性了解實在不多,以至於在讀過的當下十分震驚。時過多年,才逐漸了解到,其實是源自日本自小開始接受的「別帶給他人困擾、不可以麻煩到別人」教育,而將這樣的習性表現得徹底一點,便成為村上所提到的「我們周圍到處都存在的平常社會所產生的暴力」,一種變相的社會霸凌。無獨有偶,不止村上向這樣的社會現象提出疑問,大膽揭示這類問題的亦有人在,電影《若無其事的寧靜》便是一例。

若無其事的寧靜

《若無其事的寧靜》劇照

沉默與暴力 無法掩蓋真實存在的問題

距 2011 年 311 海嘯引發的核災已多年,廢核與擁核的爭議至今仍無最終定論,但許多災後電影隨之而生,內田伸輝執導的《若無其事的寧靜》便為其一。

電影描述福島核災後,兩位居住在東京、互不熟識的女性鄰居,因面對微妙的災後生活,而有了意想不到的互動。其中一位單親媽媽因擔心輻射問題,積極防護小孩的起居環境、限制小孩參與幼兒園的戶外活動、到哪兒都戴著口罩,還自備輻射測量器隨地測量輻射量,造成周遭人們的群起控訴,認為她「帶給別人恐慌、造成大家麻煩」;而另一位女性則是在災後突然意識到周遭人們獨善其身的冷漠,絕大部分的人表面上說些相信政府的話,實際上卻對災區產品存有疑慮、習慣性地藉由大聲制止他人對災後的擔心害怕來獲得自身的平靜。兩位女性因緣際會下,體會對方的擔憂,並堅定自我的想法;相對於習慣集體漠視、刻意冷處理,盡力「合群」而不願「和別人不同」的日本大眾,她們選擇質疑日常中的「寧靜」,相信「看不見不等於不存在」,勇敢地在日本社會中「做個異類」。

也許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明白,成為社會中集體暴力的一份子很簡單,用壓制他人的霸凌方式來掩飾自身的憂慮也不算難,但無論是沉默或暴力,都不能真正得到理直氣壯的心安。事實上,導演想要傳達的意念已從片名昭然若揭,寧靜底下藏著馬不停蹄的警訊,而非若無其事的日常,片中兩位女性不是反核憤青,不是環保英雄,更不是政治名角,她們只是你我日常所見的母親與鄰居;而最恐怖的暴力是安靜,是明明知道卻假裝不存在的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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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其事的寧靜》劇照

認真看來,與其說這是部討論核災的「災後電影」,倒不如說是部解構我們對於社會體悟的片子。電影用一件災難引發社會各角色對自身的存在所帶來的疑問,並讓觀看者游移於自我以及社會的認同感之間。究竟是要更自私,還是要融入社會?是要為自己發聲,還是做社群裡安靜的綿羊?拍出的故事很簡單,要講的道理卻是落落長,也難怪當媒體詢問311災民需要什麼樣的援助時,第一時間的回覆多半是「對不起,我們給大家添麻煩了」,因為對於習慣「安靜」的日本大眾來說,順從的暴力猶如一頭房間裡的大象,是碰不得的禁忌,「受害者」遭受排擠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

受害者 先為對社會造成的麻煩道歉

不僅如《地下鐵事件》所描述,1995年沙林毒氣受害者會不由自主地以為「這樣活著會為別人帶來麻煩」、「再怎麼努力都不如以往,應該辭職,少給公司添麻煩」,直至2004年四月,三位日本左翼年輕人(今井紀明、高遠菜穗子、郡山總一朗)在伊拉克參與義工活動時不幸遭恐怖份子綁架,日本政府出面救出三名人質,卻受到日本國內民眾的撻伐,普遍聲浪表示其「浪費國家資源」、「怎麼可以造成日本的麻煩」,「跑去危險的國家就應該自承後果」等,甚至最後連日本政府都向三人追討機票費用;同年十月,又一名日本青年(香田證生)旅遊至伊拉克被綁,最終慘遭殺害,新聞傳回日本時,香田的母親面對媒體鏡頭邊流淚邊說的第一句話竟是:「對不起,我兒子的行為給大家添麻煩了。」

時序拉得再近一些,2015年初伊斯蘭國綁架事件,兩名遭到 ISIS 恐怖組織綁架的日本人質在等待日本政府妥協之際,其中一位人質(後藤健二)的母親石堂順子,在對 ISIS 發表請求的記者會上,一開始便先向日本全體國民道歉:「感謝你們的仁慈,在這裡先替我兒子造成的不便和麻煩道歉。」而另一位人質湯川遙菜則普遍不被日本大眾理解,認為無須浪費國民稅金去援救這樣「只造成別人麻煩而沒特別貢獻」的人。

不論是遭受無差別殺人事件波及的群眾、被恐怖組織恫嚇威脅的犧牲者,還是深受海嘯核災影響的災民們,除了承受遇害的事實,還得背負社會上、國民道義上的唾棄;「千萬不要給別人添麻煩」的教育養成「不願隨意請人幫忙」的習性外,是否也養成「主動詢問別人需不需要幫忙會讓他難堪」的間接冷漠?而這樣的集體冷漠,也進一步封閉了社群互助的可能性,讓更多沉默轉化成為暴力。

還是有溫暖、為正義發聲的人存在

雖然從《地下鐵事件》到《若無其事的寧靜》,我們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還是該確信溫暖仍能存在,正義仍需勇敢。

電影《東京家族》開拍前一個月,突逢311海嘯而延遲了拍攝進度,但導演山田洋次也因此在電影中加入小兒子妻夫木聰與女友蒼井優因擔任311賑災義工而相戀的背景,讓這部對小津安二郎東京故事》致敬的電影添了分時代感。海嘯核災或許讓受害者無助,使更多人疏離冷漠,卻也有人能從中看見彼此美麗的溫暖情事。如同山田洋次說的:「《東京家族》是一部有關2012年5月的東京故事。在歷經長期不景氣與重大災害下,我期盼有一部能引起共鳴又能歡笑與淚水交織的感人作品,獻給尋找新出路而求助無門、苦惱不已的現代日本。我是秉持著這種心境來開拍《東京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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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家族》加入小兒子妻夫木聰與女友蒼井優因擔任311賑災義工而相戀的背景。

而關於勇敢,我們不妨再次回看一路走來未曾改變過的村上春樹,於2009年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時,說自己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2014年底又直接了當地在接受採訪時說了「日本逃避二戰侵略及福島核災的責任」。

這個社會因為同時存在著溫柔、暴力與勇敢,我們得以從層層的冷靜與熱情之間思考:面對無形的霸凌時,你我是否都可以用直拳迎面重擊呢?又或者說,用更溫柔的態度去擁抱這個世界,讓我們都成為更好的人。



電影是一個由眾多人一起合力完成的夢想,需要攝影、編劇、製片、導演、燈光、場記、配樂、剪接……。然而,拍出好作品之後,才是另一項挑戰、也是目前許多電影人的困擾:如何把好的作品推到大眾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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