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圓（新浪娛樂）
陳建斌不聲不響導了一部叫《一個勺子》的電影，在台灣第51屆金馬獎得到最佳男主角獎、最佳新導演獎，令眾人吃驚。《一個勺子》改編自胡學文的中篇小說《奔跑的月光》，「勺子」是新疆方言，就是「傻子」的意思。整部電影講陳建斌飾演的農民「拉條子」為了幫入獄的兒子減刑，給了號稱能找到關係的大頭哥（王學兵飾）五萬塊錢，卻一直沒有下文。他想要回錢，卻屢屢在要錢的路上，被一個流浪的「勺子」跟上。
結果這個勺子認定了拉條子，吃住都在拉條子家，為了趕走勺子，「拉條子」和老婆「金枝子」（蔣勤勤飾）想了各種辦法，但就在他們已經跟勺子熟悉，把他當家人看待之時，一撥又一撥自稱是勺子家人的人，又來到拉條子家，不僅騙走了勺子，之後更發生了令拉條子無法理解的事情⋯⋯
◎關於《一個勺子》，其實是這樣的⋯⋯
問：很多新聞介紹您這個片子是講拐騙的故事，但其實我看完發現並不是，流浪漢「勺子」在電影放到一半時就已經被拐走了。後面男女主角「拉條子」和金枝子遇到的事情才是重點。
陳建斌：我其實並不是講拐騙的故事，勺子走後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故事。原小說提供給我一個架構，讓我能夠說後邊這部分，就是拉條子開始尋找答案，但是他沒有答案。在尋找這個答案的同時，人家給他了一個別的答案。但那個答案並不能解決他這個問題，這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問：他找不到答案，可能因為那個答案是他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他和老婆金枝子心地很善良、願意接納流浪漢「勺子」，但他們被荒誕殘酷的現實捉弄，成為別人眼裡的「勺子」。
陳建斌：這樣事情這些年難道不一直都在各種新聞裡嗎？一個老人倒了，你去扶他，結果反而被他訛詐，然後大家都在說，哎呀，好事不能做了。可在十幾二十年前，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你一定要去幫的，你怎麼可能不去呢。可是現在的現實是，你如果去幫他，他會給你帶來麻煩，你的這種善意可能換來是不好的結果，人家就會說，你真傻啊。
貝克特在《等待果陀》裡有一段話我覺得寫得特別好。他說，當老虎看到它的同類受到危險的時候，它連想都不會想一下就會過去幫助牠，要不然牠馬上就得轉身離開，牠絕不會停留在那個地方思考我去幫牠還是走掉？只有我們現在才會這樣問自己。但我們怎麼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好的標準什麼時候變成了壞的標準？
問：那您找到答案了嗎？為什麼變成這樣？
陳建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我只想，我們現在變成這樣對嗎？有人遇到困難去幫不幫？當我們在問自己這個問題時，我就覺得應該考慮考慮我們現在是怎麼了？怎麼會有這樣的疑問？一個電影可能回答不了，需要更多人來琢磨琢磨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問：所以片中講勺子被騙走後，拉條子睡在勺子曾睡過的羊圈裡，結果他做了一個夢，夢到他把自己殺了，這是他內心的糾結，他想去否定自己原本認為好的東西。
陳建斌：這個故事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勺子跟拉條子的關係，你可以理解成勺子是拉條子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就是我們活到一定歲數後會覺得，身上有很多東西是需要克服的。你覺得是最好的東西，在別人看來是壞的、傻的。你會想把那東西改掉、扔掉，就像扔那個「勺子」似的，但你扔不掉，它總是會如影隨形地跟著你，而一旦有一天你真把它扔掉了，你也就不再是你自己了，你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那真是你想要的嗎，也許不一定。這個關係我特別感興趣的，就是你跟你自己內心裡的某些東西在較量。
問：可能唯一欣慰的是，拉條子最終要回了他被騙的五萬元，他兒子減刑的事也意外成功了。這些在原著裡是沒有的。為什麼這樣改？好人有好報嗎？
陳建斌：可以這麼去理解。其實我覺得生活中很多時候你特別盼望一件事，但這事兒就是不來，結果最後它以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到來時，你發現當你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開心。另外，「勺子」一直跟著拉條子，讓拉條子不勝其煩，讓他很想擺脫。拉條子又跟著李大頭，成為李大頭的一個「勺子」，讓李大頭不勝其煩、最後崩潰，以至於願意把錢都還給他。就是一層層的關係，它是有意義的。
問：拍的時候有設想過怎樣來定義這部電影嗎？
陳建斌：寫實主義吧，因為它直面的就是當下。我在拍這個戲的過程中，鏡頭中收音機或者電視機裡的播放的節目，都不是事先錄好的，我不讓他們放預錄。打開電視，裡面正在播什麼，我就要用什麼。我要那個即時感，就是馬上把剛剛發生的拍下來。
問：所以是不是拍得很快？
陳建斌：實拍就是20天，實際上是19天，我還給劇組放了一天假。以前我拍戲的時候就聽說過好萊塢是拍一個星期要休息的，所以我拍到10天的時候也休息。而且我們是提前開拍，因為當時下雪了，我要搶雪景，非常著急，就緊急把蔣老師和王學兵都弄過來。我拍這部戲的節奏特別快，不是說我要這麼快，而是我想抓住那個即時感。不是咱們坐定了，開始研究說怎麼拍，等光等雲來了，不要那種感覺。
問：拍攝中有什麼困難或者遺憾嗎？
陳建斌：我遇到最困難的是我想用一種特別的偷拍方式，不是隱藏在車裡或者某個地方，而是我是想在鎮子裡、大街上，貼近人群，但同時又是偷拍。我們在北京做了實驗，讓攝影師帶著很小的攝影機拍，實驗也沒問題。但到現場，拍完拿回去給技術部門做檢測就不過關，我原想所有室外的戲都用這個方式拍，但沒實現，半天拍攝等於也浪費了，只能把所有的計劃都調整成原來的方式。
問：是不是很多東西都可以就地取材啊？衣服、炕頭、屋子等。
陳建斌：我們先期採景時就留下了一支小分隊，在當地拍照，拍街頭各種流浪漢、農民、牧羊人的照片。每個人物我當時定下的標準是100張，然後從中間選出10張來貼在牆上，再選擇說我們這個人物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確定之後，就到現場讓美工把那個人的那套衣服花錢買下來。買下來之後當然要消毒了，但消完毒之後還是消不了一種氣味。我當時穿的那套衣服真的是有一種奇怪的氣味，但我穿了幾天也適應了。所以我覺得人是環境的產物。因為我是24小時都穿那個衣服，工作的時候穿，回我屋也穿。我的衣服沒有變過，就一套衣服。
問：拉條子的家和羊圈也租當地人家的？拍在羊圈裡的戲，羊很搗亂嗎？
陳建斌：那個城裡大概還有四五十戶人家，我們從中間選了一家。羊圈原來是露天的，因為人要住進去，我們給它加了一個頂。在羊圈拍戲，羊不會很搗亂，只是有些時候它動起來會揚起特別大的塵土。我們有場戲，全都是羊。拍完之後，要拍下一場戲，所有羊都出來了，有一隻羊不出來。怎麼回事？進去一看是隻母羊，它在我們拍上一場戲時生下了一隻小羊。然後我們後邊那場戲，我和金枝子坐在那說話，不是有隻母羊在舔小羊嗎？那小羊就是剛生下來的，不是我安排的。
◎親戚朋友與同學，超水準的素人演員
問：談談演員陣容吧？
陳建斌：這個片子的演員構成是這樣的，一是親戚，二是同學，三是朋友，四是劇組的人，五就是我們當地的群眾，就是這五種方式。
問：怎麼便宜怎麼來？
陳建斌：真的不是從這方面考慮的。演村長和警察的都是我新疆朋友，沒有演過戲，我在腦子裡替他們演了一下，覺得應該沒問題。事實果然跟我想的一樣，他們完成得非常出色。還有就是劇組工作人員，比如副導演就演戴頭盔的自稱勺子家人的人。還有照相館老板，我們去拍時，我不是特別滿意之前找的人，但我在現場看到一個傻頭傻腦的人在那晃，我說你是幹嘛的？他說我就是這個老板。他其實是老板的兒子。我說那你來演這個角色吧，他說好吧，然後就拍了。他演得非常好，因為他不需要演，他就是。我覺得這個就符合我的理念，就是你不要演，你就是，你就演你自己就行了。
問：那個村長演得特別好，一邊吃那骨頭一邊訓你，那段太逗了。
陳建斌：一開始的時候他有點緊張，太「表演」了，我跟他非常熟，我就把他叫出來說你就像平常跟我說話那樣，不用考慮演戲的事兒。拍過幾次之後，他就好了。
問：您和蔣勤勤在片中的名字非常有趣，拉條子、金枝子，為什麼起這樣的名字？
陳建斌：拉條子就是「麵條」的意思。首先因為我喜歡吃拉條子。另外，以前我在新疆的時候，我就聽過有人用這個當綽號。當時印象太深了。「金枝子」也是，小時候我外婆村裡鄰居家有一個姐姐叫銀枝子。在新疆普通話叫「印枝子」，我小時候一直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直到我長大了，回想起來，我覺得一定是銀枝子，金枝玉葉嘛，可能她有一個姐姐叫金枝子。所以就給這個角色叫金枝子了。
問：王學兵飾演的大頭哥，禿頭造型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是怎麼想到的？
陳建斌：因為他還是偶像出身嘛，只要他留著頭髮，你總覺得不像這個地方的人。後來好像是他自己說要不剃頭試試？我說那就剃吧。但我看真剃的時候，他面色凝重地看著鏡子，當時很擔心他會不會反悔，趕緊剃，讓他沒有時間反悔。
嘩嘩剃完之後，他就完全不是他原來的樣子了，所以很多人在看電影頭幾場他的戲時，都認不出他來，以為是別人。
問：您跟王學兵在片子裡的對話很有意思，是根據劇本來，還是有現場發揮？
陳建斌：我們十幾歲就認識了，又都是新疆人，說方言沒有任何障礙，這是第一。第二，說這個話把他和我同時拽回了我們原來的身份，就是我們一下回到了那個真實的自己，就是新疆人的那個自己。三是我們倆用這種方式交流的時候，會冒出很多我們以前小時候聽過的有意思段子和詞。其實對我和他來說都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表演的過程。這次合作也是我們大學畢業以後的第一次合作，這都多少年了，1994年畢業到2014年，整整20年了。上大學時我經常跟他一塊交作業。20年之後跟他再合作，默契依然在，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問：金馬獎提名一公布，大家都吃驚，很多人都不知道您導了一部電影。您報名時有想到它成績這麼好嗎？
陳建斌：我沒想到，這我怎麼可能想到。我當時在釜山呢，參加電影節呢。
問：我聽說您就是在金門拍《軍中樂園》時寫下《一個勺子》的劇本？
陳建斌：我是在《軍中樂園》劇組裡寫完了第一稿，但並不是從那開始的。《軍中樂園》我一共拍了四五十天，我不可能那麼短時間寫完。我在重慶拍一個電視劇時看到了這個小說，買下來。在《軍中樂園》之前，我在北京拍了一個電影《洋妞到我家》，那時候開始寫劇本。一直寫到我去拍《軍中樂園》，在金門把第一稿寫完。在劇組寫東西對我來說特別合適。做演員有很多時間都在等待，在房間等、在現場房車上等，等待時也沒別的事情可幹，就在那改劇本。
◎首度當導演，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做一次「戲霸」
問：《一個勺子》是您的導演處女作，在現場又導又演，怎麼兼顧？
陳建斌：以前我拍戲的狀態就是這樣，總是演完戲，跟導演商量劇情，商量怎麼去導下一個鏡頭，鏡頭該怎麼拍，看倒帶，跟導演一塊研究這個鏡頭能不能過，哪裡有問題。我以前就是這麼做的，但當時我的身份是演員，在很多人看起來就越權，超過演員的本份，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很多人為此都對我有很多意見，但那就是我拍戲的方式。這次只是名正言順了，我是導演，我就要這麼做。所以沒有任何的不適應，一直我都是這樣。
問：您說過很早就想做導演，到現在才做是為什麼？
陳建斌：電影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不認為你隨便拿起機器拍個東西就叫電影。我以前寫過的東西，自己也不認可，離自己的標準還差很遠，所以我不能拍。並不是說我沒有機會，我很早以前就有機會可以導戲，只是我覺得沒意義，我不用為了證明我會導戲而去拍一部電影。
問：現在做導演是不是也比以前容易些？
陳建斌：不管從哪方面說，現在都是創作者最好的時代，不缺資金、不缺技術。電腦時代也讓拍電影的門檻降低了很多，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拍你想拍的故事。以前用膠卷，新導演都會有特別大壓力，拍一條就是一條的錢。十年前我第一個劇本拍電影時，還是膠卷，那電影不是我導的，是我寫的。拍時大家都緊張極了，一場戲反覆排練，就怕出點錯膠卷不夠用。大家提心吊膽，怎麼可能把戲拍好。現在不用擔心，可以一遍遍拍到你最想要的。
（新浪娛樂於臺北採訪。本文轉載自合作夥伴新浪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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