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國影本事十七期
文／粟子
圖／影視聽中心
梁哲夫導演的《台北發的早車》上映於一九六四年，當時台語片雖不復昔日榮景，但尚保有相當的觀眾群，復以主演是當紅的白蘭（飾秀蘭）與陳揚（飾火土），造就這齣純情悲調的經典地位。劇情講述秀蘭、火土是彰化農村的一對青梅竹馬，秀蘭為還亡父欠債，決定赴繁華臺北賺錢，她在同鄉介紹下成為舞女，內心掙扎卻選擇壓抑。火土來訪，見秀蘭濃妝豔抹內心悵然，默默搭臺北發的早車返鄉，秀蘭追逐未果，傷神之際遭舞廳老闆灌醉失身。秀蘭杳無音訊，火土北上尋找，秀蘭坦露心聲後承諾和男友返鄉。老闆得知消息，一面將秀蘭軟禁，一面派人毆傷火土，秀蘭意外刺死老闆後遭毀容，火土失明流落街頭，被判無期徒刑的秀蘭，在移送途中與眼盲的火土再見，一切恍如隔世。
鄉村少女進城的趨黑演進
從羨慕打扮入時的同鄉，到自白有北上謀生的想法，足見秀蘭早已對「上臺北」懷抱憧憬，「為父還債」只是更加強她脫離舒適圈的正當性。乍看是「苦情台語片」裡身不由己女主角的秀蘭，實際上一直（或至少試著）自己作主，對母親與男友的態度，也一向是沒有轉圜的告知而非商量。自殺不成反殺人後、放棄辯護的自白：「我是看破一切的人，是我自己要來的。」在烘托「一步踏錯、一生盡毀」的哀怨氣氛之餘，也符合她一貫自覺自主的獨立性格。
相較秀蘭誤入的黑暗都市，同樣是鄉村少女進城的喜劇歌唱片《桃花江》（1956），則全然是光明互助的一面。暱稱小野貓的活潑村姑和秀蘭，均對城市有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由於引路人是位善良正直的音樂家，不僅未將她的人（青春肉體）、才（歌唱天份）據為己有，反倒出錢出力助她成功。小野貓能夠在保有天真爛漫本性的前提下名利情三收，對比鋃鐺入獄的秀蘭可謂天差地遠。唯就女性的自我成長與角色塑造的立體度而言，後者「由純入濁」的跌宕歷程與心境轉折，更顯深刻真實。
眼盲還是眼不見為淨
「漂亮」是秀蘭得以在臺北立足的唯一利器，她因此成為紅牌舞女，也因此遭覬覦失身。諷刺的是，當秀蘭為爭取自由而刺殺老闆的同時，也被硫酸奪去美貌。自述變成「鬼婆」的她，再見男友不免自慚形穢，未料失明的火土在觸摸傷口後仍說出一番至情至性的告白，一舉將純愛氛圍推至高峰！
別於傳統男性的刻板角色，火土純樸靦腆、性情溫和，亦無大男子主義，放在今日，就是不折不扣的草食暖男。他不想女友隻身北上，但見對方心意已決，只是面露苦澀地吹笛道別。對秀蘭的愛，也未因她做舞女、失貞潔而打折，那麼，如果沒有被毆成盲，見到面目全非的愛侶，火土是否還能深情起誓「不管妳的臉變得怎樣，我也是愛妳」？這道難題，或許可從徐訏原著改編的文藝片《盲戀》（1956）獲得啟示。
《盲戀》描述其貌不揚但滿腹經綸的醜男，愛上一位貌美如花的盲女，兩人興趣相投、心靈相通。婚後，盲女有望復明，別於丈夫的憂心，妻子對這份「心靈之愛」信心滿滿。然而，當盲女真正眼見為憑，巨大落差卻令她痛苦萬分，無法接受膚淺的自己（打從生理排斥醜陋的丈夫），以致不堪身心折磨自戕。《盲戀》寫實反映「顏值」對愛情的重要，如此赤裸的人性挑戰，是純愛電影不敢觸及的禁區，而這正好解釋火土「非盲不可」的宿命。
臺北是很危險的
本片以一幅醜陋女子的肖像畫揭開序幕，由畫家娓娓道出模特兒的都市夢魘。其實，畫家與秀蘭僅有兩面之緣，頭一次是她在鄉村青春正茂，尾一次是她在獄中萬念俱灰。做為偶然目睹悲劇的旁觀者，畫家的嘆息也象徵著社會的良心。類似手法同樣見於左翼電影《桃李劫》（1934），男主角陶建平本是心懷鴻鵠大志的畢業生，卻因入社會後不願同流合污而屢屢失業，甚至為籌措妻子的醫藥費犯襲警重罪被捕。故事開頭，校長從報紙得知曾經品學兼優的高材生淪為死囚，趕在行刑前見最後一面，再以倒敘法回顧他畢業後的遭遇。最終，面如死灰的建平被帶往刑場，他神采飛揚的畢業照也自校長手中滑落……。
《台北發的早車》與《桃李劫》皆是由單純環境（鄉村／學校）墮入複雜染缸（都市／社會）的血淚史，再藉由社會賢達（畫家／校長）的憐憫視角，引出造成悲劇的反思。平心而論，主角遭遇實屬戲劇化的特例，但只有透過極具衝擊性的劇情，才更加突顯讚頌淳樸與打破都市幻想的寓意。
心懷「都市情」的秀蘭遭逢「都市劫」， 讓自己失去美貌與自由，亦間接令男友喪失視力、母親斷送性命。儘管彰化與臺北只是一張車票的距離，對秀蘭卻是無法回頭的單行道，「絕對不會做壞事」的承諾與「被判無期徒刑」的結局，揭示她將與心中的「白蓮花」（故鄉與男友）永別的命運。
台北發的早車
1964∣97min∣黑白∣劇情片∣台語∣2019數位修復
導演：梁哲夫
本片乃標準「苦情台語片」：主角受命運擺弄、歷經悲歡離合，劇情高度戲劇化與傷感化，充滿了偶然的巧合與意外的轉折，賺人熱淚。正如十九世紀歐美多部以女性為主角和書名之寫實主義小說，皆以女人的悲劇經歷來反映現代社會的殘酷及變遷（如《娜娜》、《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嘉莉妹妹》等），本片也以「一位女仕的畫像」的敘事架構，藉二張肖像畫訴說她的遭遇，描述臺灣五○年代「以農養工」，六○年代農村人口開始移入城市的「都市化」現象，與此一現象對於臺灣社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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