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轉載自《國影本事》一期
文/陳亭聿
照片/國家電影中心
我們應當試著面對原始資料,進行詮釋與反思。唯有大家養成習慣,博物館、資料庫、片庫才會被重視,更深度的議題才會被展開。──黃庭輔
上一期當中,「修復職人與他們的大玩具」在紙上建構了一方虛擬工作室,讓大家一窺影片修復流程堂奧。理想的修復工作室中,出現許多冰冷、巨型的器械,諸如超音波清潔機、聲音與影像掃描機器等,那些都是現在的修復職人所配備的時髦而精良的「大」玩具。
本期當中,我們訪問在國家電影中心擔任「影片管理」一職,至今已近三十個年頭的黃庭輔,請他跟我們聊聊片庫顛沛流離的過去,國家重要的電影資產是如何被屢屢發配到大台北地區的邊疆,又是怎麼在遲遲未達恆溫恆濕、低溫低濕的保存條件下,沉默地死亡。另一方面,我們也從訪談中選出兩段尤其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讓故事引領大家進入時光隧道,回到「數位修復」年代前,當修復職人們還沒有大玩具可玩的「純」手工時代;瞧瞧資深片庫職人們傳授給新一代職人們,至今仍不能偏廢、尚未失傳的其中幾門拿手絕活。
黃庭輔談「被慣性遺忘的片庫」
1979 成立之初,青島東路辦公室合計約70坪,片庫與數個電影團體、書庫、閱覽室共用空間。
1989 青島東路辦公室改裝,電影團體遷出,可用空間擴增至200坪,但片庫仍與辦公空間、書庫、閱覽室及放映室共用。
1991 低價租借中和自強游泳池,但片庫沒有空調,黃庭輔與工讀生們換片盒、整理編目的工作,被壓縮至辦公室外的走廊。
1993 租下新店民權路的遠東工業區,片庫擴增為173坪,好不容易安裝一台廂型冷氣,兩台窗型冷氣。黃庭輔說:「後期空調壞了,房東因大陸投資失利,想要賣掉庫房,當時還面臨被迫搬遷的窘況。」
1997 終於來到現在的新加坡工業區。黃庭輔說:「膠卷好不容易有了藏身之處,但在2006年以前,我們仍舊沒有整理膠卷的空間,大家不是窩在走廊,就是用片庫閒置的廁所來作業。」
2016 礙於經費不足,片庫仍未達專業典藏空間標準,庫房保存八成左右的影片,仍暴露於可能損壞的環境威脅之下。
獨門絕活!海內外膠卷特搜任務──
過去因保存觀念未發達或保存環境不良,流失甚多珍稀的電影膠片與相關文物,是國家文化資產的重大損失。電影保存修復職人的其中一大工作,便是拜訪全球電影資料館等典藏機構,以及私人收藏家,像是民間老戲院、巡迴放映師、古物收藏家及舊物販售商等,爭取影片及相關文物的捐贈。
黃庭輔赴香港元朗蒐片的故事
時間倒轉至1991年香港元朗區的一棟石棉瓦平房裡。房中沒有空調,時逢六月炎夏,屋內熱氣蒸騰,整室鐵鏽亂飛。兩個年輕小伙揮汗如雨,無暇顧及渾身的鏽斑,只管在塵封多年、改造自老紡織工廠的這座倉庫裡,忙著將整倉庫的兩百餘部、上千本的膠卷打包裝箱;之所以刻不容歇,為的是跟兩週的觀光簽證時間賽跑!黃庭輔說:「光打包裝箱這些片子,就足足花了三個禮拜。還因為超過簽證時間,得先去一趟深圳再回來。」
看家本領!由多份拷貝組合成的光影拼圖──
職人蒐集來的拷貝片多有耗損,有的可能一整本消失不見,有的可能部分嚴重刮傷。所以,職人常會尋找不只一份的拷貝,嘗試重新組合它們,以得到一個較好的版本。在修復的純手工時代,這是曠日廢時、亟需耐性的工作。整套檢查、剪接與重組的流程,約莫須費時三個月之久;相對從整飭到掃描階段,很少需要花超過半個月的處理時間的今日,著實顯得漫長。
黃庭輔與《天字第一號》拷貝的故事
去年,國家電影中心修復了由張英導演,白虹主演的台語片《天字第一號》,也喚起許多前輩 60 年代獨特的觀影經驗。然而,大家一定不知道,《天字第一號》用來進行數位修復的拷貝,其實還有下面這麼一段故事:
1990年代,片庫還未有整飭與掃描設備的時候,黃庭輔曾一人獨自將蒐集到的三、四個不同拷貝,逐本地以陽春的看片機檢查;更在片庫尚未有經費添購雙軌看片機,且每部拷貝長短多有差異的情況下,用膠帶一一註記特定段落,多方比對不同拷貝現狀的優劣。經歷反覆檢查,揀選不同拷貝膠卷保存狀態較好的段落,以剪刀、膠帶與接片機手工剪輯重組,終於將《天字第一號》重構成一個更完整的版本。黃庭輔沒料到的是,當時他默默地拼湊整合這些影格,居然意外開啟了《天字第一號》數年後再被當代觀眾看見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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