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ony
邱禮濤與黃秋生電影合作無數，最早可溯及邱禮濤當年的大學作業《惘》，也在他的介紹之下讓黃秋生踏入影壇，2 人事業隨之起飛。他們首次合作是 1993 年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沿襲了當年社會奇案風氣（這一批也成為 90 年代香港電影的支柱），而電影的驚悚與駭聞程度，也被香港觀眾所稱道。《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上映 3 個星期，便獲得 1500 萬成功票房，一舉獲得「Cult 片」之美名，邱禮濤導演也晉身為「Cult 片之王」。
隨後邱禮濤也在同年上映《計程車屠夫》，之後於 1996 年拍攝《伊波拉病毒》，從大展血腥殺戮的王志恆、對社會正義不服的張文健，到身處於被歧視底層的阿雞。邱禮濤雖都以畫面的血腥程度作為電影基底，但之中仍隱含著港人之於社會，不論是兩難困境，或是無處宣洩的喪膽。這樣以「反社會」人格去進行「反社會」抗爭，在 20 年後的《失眠》依然可見這份精神，所延續的「反」存在。
所謂的「反」，在《失眠》中以現代主線的林惜家教授（黃秋生飾）為首，進行「反人類」的研究：要如何在「失眠」的狀態下仍能保有正常的思緒生活？他並非如同《針鋒相對》中，以個體自發性的不眠，而引發精神失調，導致案件錯判，誘導出內心黑暗種子。《失眠》反藉以歷史的罪惡，透過「反動」、「反抗」、「反社會」，將此最終「著魔」的形象以一個「正常」外皮去包裝，進而將最終所爆發的喪心病狂，丟回於罪孽因果循環的根本。
但罪惡如何產生？邱禮濤在《失眠》中並不再像《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和《伊波拉病毒》以角色的劣根性出發，只因脾氣暴躁或一言不合，藉此大開殺戒、滿足己慾。《失眠》反而比較像《計程車屠夫》，從一開始良善的上班族，因社會不公義的加註，氣憤的使然，才讓「好人」漸轉變為駭俗的「惡人」。
因此，在日據時期的支線上，黃秋生同樣飾演的父親林醒，便是圍繞在「好人」的命題中，他何以因歷史政治高壓的「扭曲」，將內心屬於讀書人的良善，先為勢而被迫做漢奸，最終「扭曲」成兇殘持刀的神經病。但他真的是外表所看見的神經病嗎？實則非也，所以當還是孩提的林惜家，對著病榻上的祖母，祖母也僅微弱說一句：「他不是神經病，他是好人。」
而這樣「正常」與「不正常」，「神經病」與「好人」之轉換，《失眠》倒有點與 1995 年黃秋生自導自演的 Cult 片《新房客》（該部邱禮濤亦有客串）不謀而合。片中亦將神經病與好人的身分刻意對轉，讓一位已病癒的好人回歸於神經病的世界，但這群披有社會外皮的好人，可能是醫生、警察、大學教授等「正常」身份（此處大學教授向人魔漢尼拔致敬），但最終作出所有「不正常」之行為卻是他們。其中黃子華飾演的醫生便說道：「越清醒的人，就是神經病」。《新房客》片中所帶有的九七香港焦慮，凸顯身處洗腦社會的麻木，也呈現當時社會氛圍的惶恐。當然最終影片猶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因妥協仍以一場幻覺作結。
邱禮濤在過往作品中大都藏有社會性及歷史性的諷刺，如《等候董建華發落》、《選老頂》或前作《拆彈專家》等，利用明喻暗喻來窺探香港政治局面的演變，從特首董建華下台的法治精神、爭取特首普選的公民造反，至時今香港於 2047 年大限前的港人迷茫，都能看出導演對於香港所懷有的感嘆與不安。
同樣讓香港陷入歷史過往的《失眠》，呈現出的不再只是對於社會的義憤填膺，反而消弭了怒火的氣焰（或稱之為運動的疲態期），讓無能為力成為一項無法改變的事實。如「失眠」因子從上一代人所傳承下來的孽緣，抑或以林惜家此高階教授身分，去「合理」解剖他人之腦，「合理」去籌備他所計畫的陰謀，一如片中所言：「每個人做事只顧自己利益，不是為下一代人而做」。即使病人丘夢熙（吳俐璇飾）曾試圖反撲報復，但最終的無果與消亡，也象徵這群「失眠」港人仍背負著上一代政治體系的恩怨，只能任人宰割。
《失眠》雖不及《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和《伊波拉病毒》的直接露骨，但 20 年前的致敬仍做足，舉凡《伊波拉病毒》街頭持刀的隨機砍人，《八仙》人肉的嗜血品嚐，邱禮濤無疑再度帶領觀眾回到 20 年前屬於 Cult 片的奇觀與盛況。縱使劇情面上的銜接差一點走回了《兇手還未睡》稍嫌空虛和簡單邏輯的毛病，但影片包裝成一個完善的軀殼，去解剖一個歪斜的社會體系，倒令人聯想起約翰卡本特執導的《極度空間》。
《失眠》或許不勝在故事的複雜度，而是如何去串聯與透析，窺探「正常」香港人是如何身處在「不正常」香港的社會結構裡。值得一提的是，《伊波拉病毒》裡最終尚未斷尾的傳播，來到《失眠》則以孽緣的循環「斷根」作結，但此根是否已斷？又會否因過去歷史結構而繼續擴散？也成為影片尾聲令人玩味的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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