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名導麥克漢內克（Michael Haneke）（圖片來源：Stopklatka）
以《白色緞帶》、《愛‧慕》，三年內接連奪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歐洲電影獎以及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奧地利導演麥克漢內克，是當代最重要的電影導演之一。 名作尚有《班尼的錄影帶》、《大快人心》、《隱藏攝影機》以及《鋼琴教師》。
以下是法國《Positif》雜誌編輯與漢內克的對談，談童年、青少年、叛逆、創作啓蒙、談他覺得最恐怖的電影、談他看了被嚇哭的電影⋯⋯一步一步，他就這樣變成了今日的大導演漢內克。
問：您經常說，傳記不能解釋作品？
是的，因為我們把電影的問題意識和導演生平扯上關係，這侷限了問題的範圍。我一直都想直接在作品裡探問、對質，而非到別處去尋找解釋。這就是為什麼我拒絕回答與生平相關的問題。沒有比聽到像「電影拍得如此陰暗的漢內克，是怎樣的怪人？」這種問題更讓我惱火了。我覺得這很蠢，也不想展開這類錯誤的辯論。
問：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會問您關於青少年時期的問題。
所有人都會失望的，因為我沒有一個悲慘的童年。我是個很正常的人。也許難以相信，但是真的。
問：您的父親是劇場導演和演員，母親則是演員。沉浸在藝術環境裡，應該對您有所影響？
其實沒有，因為我不是父母親帶大的。我在阿姨家長大，在鄉下的一大片農地。那是位於維也納南邊50公里遠的一座小城，叫做維也納新城（Wiener Neustadt），我的電影《旅鼠》的故事就發生在那裡。
問：您是個什麼樣的青少年？您喜歡生活在大自然裡嗎？
家族的地產在鄉下，但我們在城裡也有一棟房子，同樣是在維也納新城，我在那邊長大，因為學校都在那裡。青少年時期我在鄉下感覺很受挫，在那裡沒什麼事好做。但我也從未覺得無聊，我一直在看書、聽音樂。和我那一代人一樣，我沒有電腦、也沒有電視。但是我們會一起做很多事，像是打乒乓球或下棋。
問：您青少年時和電影的關係為何？
我第一次看電影的經驗很恐怖！我外婆和我去看勞倫斯奧利佛（Laurence Olivier）自導自演的《哈姆雷特》（Hamlet），我因為非常害怕而哭得很厲害。為了不打擾其他觀眾，我們只好先離開。當然，我不知道我是真的記得這件事，還是外婆後來跟我說的。在那之後，我看了很多電影，但都不是作者電影（Auteur theory films），因為我們沒有專屬藝術實驗電影的放映廳。我看的都是賣座的德國電影。比較是熱門音樂電影（Schlagerfilme），一種德國的音樂喜劇類型，還有通俗劇。如果有兒童電影就更好了。再後來，為了第一部寬銀幕電影《聖袍千秋》（The Robe），維也納新城蓋了一間新的電影院，我到現在都記得在大銀幕前感受到的震撼。大家為了搶位子還大打出手。我們真正感受到想看電影的欲望。青少年的我只要有點錢，就會上電影院。
勞倫斯奧利佛版的電影《哈姆雷特》，是不是這一幕把小漢內克嚇哭了？
問：應該也有很多美國電影？
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的電影一出來，簡直就像一種狂熱的膜拜！葛倫福特（Glenn Ford）的《黑板森林》（The Blackboard Jungle）也一樣，那部電影裡的歌曲〈晝夜搖滾〉（Rock around the Clock）讓我們第一次聽到了搖滾樂。我記得它上映時我的年紀還不夠大。入口處有幾個便衣警察專門檢查那些看來未足齡的人的證件。我們在一旁窺伺警察不在的時機，試著偷溜進去。可是這部電影，我沒成功混進去！我是很久以後才看到的。其實沒有那麼多的美國電影，放映最多的仍是德國電影。
同樣地，我一直到大學才發現有作者電影。除了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電影，因為當時很有名，而且我中學就懂得去欣賞。柏格曼那時可不被認為是菁英的電影導演。他的電影《沉默》（Tystnaden）引起很大的爭議，以至於所有人都想看。那部片之後，我再也沒在維也納的哪家電影院前看過那麼長的人龍。因為票房的成功，柏格曼之後的電影作品我全都看得到，其他像是《處女之泉》（Jungfrukallan）等片也在奧地利廣為上映。
問：您上過戲劇課程嗎？
沒有，從青少年開始，我就很討厭學校的一切形式。我很叛逆。
問：對什麼叛逆？
一切。我討厭一切的事物。我感覺有股難以忍受的壓力逼迫著我。我想要自由！我決定離開維也納新城去當演員。既然我父母親都是演員，那麼我也可以，而且我確信自己有這方面的才華。
一日早晨，我逃學到維也納去參加徵選，我聽人提過萊因哈特戲劇藝術學校（Reinhardt Seminar）。我沒先跟母親說這間學校，而是直接在她面前試演，好讓她評斷我是否有天分。她當然覺得我很棒。於是我更堅信自己會成功。我寫信給學校想要註冊。參加徵選得準備三個文本，我選了一段《哈姆雷特》的獨白，霍夫曼史塔（Hugo von Hofmannsthal）《 凡人》（Jedermann）一劇中的惡魔段落，喜劇成分較重，以及貝多芬的《海利根城遺書》（Heiligenstadter Testament）。我朗讀這段作曲家寫的遺囑時，我母親十分感動。所以我告訴自己，徵選時，我先從惡魔那段開始，因為那段我比較不拿手。但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自己爛透了。可是我想，哈姆雷特那段我會表現得比較好。可是他們不留時間讓我演。第一段表演剛結束，他們就說了聲「好的，謝謝。」離開時，我想著這句話，確定自己表現得不好。想知道結果得等上一整天。總之，他們貼出告示時，我的名字不在上面，我無法相信！我回到家，什麼也沒說。除我母親，我問她為什麼他們不想錄取我。她便去詢問她的同事們，得到的答案是我的發聲有問題。我想，其實就是我表現得太差了，這終結了我的演員事業。後來，因為我無法忍受學校，我決定不再去上課。我之前就已經因為拒絕做作業而重修一門課。
問：您不接受的是權威，還是教材？
全部！我反抗所有的事。
問：這樣的狀態維持了多久？
好一陣子。整個青春期還愈發嚴重。十八歲時，我買了一輛便宜的二手摩托車，所以去考了駕照。時值三月，我決定去法國。我離開時正下著雪，於是花了整整一星期才到巴黎！我在一戶非常友善的人家待了三個月：那戶人家的父親曾以戰俘的身分待在奧地利，也曾在我舅舅的農地工作，受到很好的對待。於是，他常帶著家人來探望我舅舅、向他道謝，並建議他，若我想到巴黎去，他可以接待我。
而情況是：他們有七八個小孩，但收入很微薄，住在一間小房子裡。當我到了那裡，他們卻給我單獨一間房，反倒讓自己的孩子全擠在別間，以答謝我舅舅曾為他做的。三個月後，我發現自己沒錢了，就回去了。
問：您白天都做些什麼？
沒做什麼。我借宿在一處大郊區，騎著摩托車到巴黎逛。當我總算回去重啟學業時，學校並沒有太熱情地歡迎我。不過，我阿姨很有交際手腕。她和老師們懇談，告訴他們，必須要瞭解這孩子是多麼敏感。我這才理解，我該重新振作、用功念書，好取得大學會考的資格。而我也這麼做了。
問：所以，這趟巴黎之旅讓您決定用功？
對，多多少少。我心想，我都跑那麼遠了，最後還是什麼都沒改變。這讓我明白，一切操之在我。
問：通過大學會考後，您就得預想未來、大學科系……
對，我從未度過如此美妙的假期！我選了哲學系。
問：您念到大學哪一階段？
一直念到第四年。不過，大學最後一年時，我已經開始工作賺錢了。我必須要面對我的責任，因為當時我已經結婚，孩子也將出世。我一開始是在工廠裡當工人，然後是司機，最後在郵局當櫃檯人員。不過，我同時也為電台和報社工作。
問：您如何進入電台和報社工作的，既然您並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我曾經接觸好幾個報社，向他們毛遂自薦我寫的新聞稿。電台方面，我在維也納新城認識的一個人後來成為美國大學的文學教授，他幫我寫了一封推薦函。在我就學期間，我常給他看我寫的文章，得到他的支持與鼓勵。透過他，我聯絡上奧地利電台的文化部門負責人，他讓我編寫書評，還有週日那種每次半小時、改編自小說的廣播連續劇。同時，我還寫影評供報社刊登。
我就是這樣開始養家的。非常微薄的收入，但我很開心。
後來，我那不再當演員的父親，當了德國電視二台（ZweitesDeutsches Fernsehen, ZDF）的電視電影選角主任，透過他的介紹，我得到一份在巴登巴登的西南電視台（Südwestfunk, SWF）實習三個月的工作。當時是一九六七年，我從一個根本不問政治的世界，來到另一個騷動的國度！一切都讓我深感興趣，因為我發現許多對我來說全新的觀點。我很幸運，那份實習工作是接替一位退休人員的空缺，也就是戲劇顧問（dramaturg）。在我的印象中，法國電視台並沒有這樣的工作。戲劇顧問的工作內容是閱讀那些推薦給電視台的劇本，從中挑選較好的，然後陪伴這些電視電影的製作直到結束。整整一年，電視台都在替這位要退休的戲劇顧問尋找合適的人遞補，前來應徵的人都不夠理想，他們就一直留著我。就這樣，實習結束後，我成了德國最年輕的電視戲劇顧問。從那時起，我可以過正常的生活。我成了有真正月薪的上班族。
問：對於出生於戰時或戰後之初的日耳曼世代強烈感受到的國家罪惡感，這種承擔對您造成了什麼衝擊或影響嗎？
不自覺地，這一定會在我身上留下印記，但並非有意識地。我會很自然地不斷省思這個問題，但我從未對納粹感到有罪惡感。在生活裡，我對上千件事有罪惡感。無論如何，我相信，我們不能不感到罪惡感地活下去，不過這是另一個十分觸動我的問題，我所有的電影裡都有討論。雖然我不會因為納粹而覺得自己有罪，但是日耳曼人面對二次世界大戰而產生的內疚，在我看來完全合理。昨天我看到一則德國影展的小報導，名演員莫里茲．布萊多（Moritz Bleibtreu）在訪問裡說：「德國電影裡的主角都是反英雄、失敗者。」的確，一個德國編劇沒辦法像美國人一樣，總把主角寫成勝利者，就是因為這個集體的罪惡感。我覺得這很好。
《驢子巴達薩》電影海報
問：在新浪潮電影導演裡，哪些人令您印象深刻？或許還啟發了您？
我看的第一部是布列松的《驢子巴達薩》，令我印象十分深刻。那是一部全新的電影，和我之前習慣看的電影都不一樣，我告訴自己，這會是一條值得探索的道路。不過同時也有《不法之徒》（Bande a Part）和高達的其他電影，不像他現在拍的作品這麼複雜。所有的年輕人都會去看，因為顯得很有品味。我們也喜歡義大利電影。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電影會讓學生奔向電影院。
問：看了這些1960年代的新浪潮作者電影，您想過從事電影導演的工作嗎？
動身前往德國之前，我比較想成為作家。我那時已經出版了幾篇小說，但進入電影圈的可能性對我來說很薄弱，因為我不認識相關的人。即使後來我進了電視台工作，那時我寫了一齣名為《週末》（Wochenende）的劇本，作為日後創作《大快人心》故事的開端。不過，劇本沒有玩疏離效果，故事裡的凶手也不是一個施虐者。既然我預先收到了三十萬馬克的德國製作費，很漂亮的款項，表示我的劇本應該不算太壞，但還不足以製作一部電影。
問：2002年，英國電影雜誌《Sight & Sound》曾經問您——同時也問了許多您的電影同行——您最喜歡的十部電影。您按順序依次回答的是：
一、布列松的《驢子巴達薩》
二、布列松的 《武士蘭斯洛》
三、塔可夫斯基的《鏡子》
四、帕索里尼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
五、布紐爾的《泯滅天使》
六、卓別林的《淘金記》
七、希區考克的《驚魂記》
八、卡薩維蒂的《受影響的女人》
九、羅賽里尼的《德意志零年》
十、安東尼奧尼的《蝕》。
您現在還是同意這份排名嗎？因為您後來又說，您非常樂意再加上塞吉歐李昂尼（Sergio Leone）的《狂沙十萬里》。
《狂沙十萬里》拍得很棒，值得被列入名單中。那真的是一部大師級的代表作，所有鏡頭都很完美。不過我不會一看再看到十遍這麼多。那不是我最喜歡的電影類型。
問：除了《Sight & Sound》的電影名單，在您的訪談中最常被提及的電影就是《驢子巴達薩》、《鏡子》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這三部電影一直都是您的最愛嗎？
這三部電影對我來說一直都很重要。但是如果要重列一張名單，我會把《鏡子》列為第一部。我已經不記得我看了多少遍，比《驢子巴達薩》還要多，每一次，我都為之前未注意到、又一個新的細膩處理驚喜萬分。而每一次，看著如此美麗的作品，我都眼眶含淚、滿是感動。我很少看一部電影會有如此感受。我在維也納大學裡教電影，這是我給每一屆新進學生看的第一部電影。他們什麼也看不懂，因為他們不習慣看這一類型的電影。現今有百分之九十的學生從未看過像這樣的電影，這滿可恥的。他們沒有能力解讀。所以他們不僅驚訝，還非常不高興。等到時間漸長，他們必須不斷重看，好寫出一份很詳細的報告，就像我放給他們看的其他電影一樣，他們最後總能更加瞭解並從中得到樂趣。並不是說他們以後會想拍類似的電影，但是這能為他們打開視野、認識另一種同樣存在於這世上的電影。
問：回到您最愛的三部電影……
這純粹是情感上的選擇。這些都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品。《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有它獨特的位置，因為這部片很恐怖。我只看過一次，就再也沒看了。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劇照
問：您的重點收藏裡沒有這部片的DVD 嗎？
有，但我不敢看。當時，這部電影讓我徹底頹喪，但我依然認為，它是一部極其重要的電影。
問：所以您不會放給您的學生看？
不會，因為有些學生，尤其是女孩子，他們非常敏感，我不想讓他們大受衝擊。反之，我會提醒它的重要性，並且推薦心臟夠強的人去看。每個人自己決定，我不想強迫任何人。
問：許多人把《大快人心》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相比，您應該很開心？
沒錯！兩部電影都有同一個目標，但致力達成的方式卻不相同。至少在我的認知裡，《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是唯一一部呈現出存在於現實中的暴力的電影。通常，在暴力電影裡，尤其是美國電影，呈現暴力只是為了在某一場景裡消費暴力。而我們坐在扶手椅上感覺被保護得好好的。當我們從電影院出來，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裡是另一件事：我們真的瞭解到什麼是暴力的真相，而這是難以忍受的。我希望《大快人心》能逼近這樣的強度。可是我無法真的去比較這兩部電影，因為一部是帕索里尼拍的，另一部是我拍的。
本文摘錄自《漢內克談漢內克》
遠流出版
原文作者／
Michel Cieutat, Philippe Rouyer
譯者／
周伶芝、張懿德、劉慈仁 等
更多你可能會喜歡的觀點與故事？
歡迎鎖定娛樂重擊粉絲團
重擊有 Podcast 囉！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娛樂重擊」並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