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ire》雜誌最近邀請山姆·曼德斯擔任客座編輯，為電影《007：惡魔四伏》企劃一個主題。這位曾經憑藉《美國心玫瑰情》問鼎奧斯卡的大導演接受邀請後，要求自行採訪。他找來一票可以說是好萊塢最大咖的導演們，譬如史蒂芬·史匹伯、李安、克里斯多福·諾蘭、大衛·芬奇、史蒂芬·索德伯、艾方索·柯朗、喬斯·溫登、喬治·克隆尼⋯⋯等，一字排開真是華麗得令人倒抽一口氣。
山姆·曼德斯擔任《Empire》雜誌客座編輯，採訪一票大導演們
山姆·曼德斯問了很多有趣的問題，像是「有沒有在片場發飆？」「一場戲最多拍了幾條？」「當初為什麼不去當個會計而當導演？」，逼著這些聲名顯赫的導演逐個爆料。這篇採訪刊登於 11 月份的《Empire》 雜誌，由山姆·曼德斯親自編輯，娛樂重擊節選了幾個問題，以下就是這位導演作為新晉採訪記者、從好萊塢前線發回的報導。
Q：你曾經在片場發飆走人嗎？
氣～死～我～啦！！！
史蒂芬·史匹柏：從來沒有耶，不敢想像自己會甩手走人。
大衛·芬奇：沒有，但我曾在拍攝時清場，留下一個或幾個演員，單獨和他們好好聊一聊。
李安：我「浩克」過一次。
艾德格·萊特（《終棘警探》導演）：有一次差點凍未條。當時我在拍攝英國第四頻道的《屋事生非》，要連續拍 15 場戲，而劇組工作人員全都是新人。午餐放飯時，我自己離開片場，找了個電話亭，打電話給製片 Nira ，跟她說我受不了了！下週妳必須換一批人給我！不過在她的勸說之下我氣消了，又跑回去工作。所以我應該算沒有真的在片場發飆，我只會生悶氣，一個人氣到不行。
艾方索·柯朗：曾經有過，回到片場又覺得自己很蠢。
喬·萊特（《傲慢與偏見》導演）：我很少發脾氣，也盡量控制說話的音量，不過常常自己生悶氣離開片場，一個人氣到哭，但不會發飆。
保羅·葛林葛瑞斯（《怒海劫》導演）：有過一次，當時已經是深夜了，我在沙漠拍一場對白很重的戲，怎麼拍都不對，我氣到用頭撞悍馬車，砰砰砰撞了十分鐘，覺得好點了才又開始拍。
喬斯·溫登（《復仇者聯盟》導演）：沒有。我發過脾氣，但都不嚴重，有一次在看拍攝效果時，莫名其妙很生氣，自己離開片場，但過了一分鐘我又自己跑回來了。
克里斯多福·諾蘭：我試過一次，不過沒人理我啊，只好自己跑回來。
史蒂芬·索德伯：沒有，不過有一次因為有個演員連續兩天遲到，那天我確實滿不爽的。
亞歷山大·潘恩（《尋找新方向》導演）：Fxxk！當然沒有。
喬治·克隆尼：沒有，因為不管怎樣你都要回去現場啊，那豈不是很囧！
羅傑·米契（《諾丁山》導演）：沒有，目前啦！
Q：你在片場的口頭禪是什麼？
肚子餓了啦，什麼時候吃飯啊？
保羅·葛林葛瑞斯：「去你的劇本、燈光還是什麼有的沒的，拍就對了！」
李安：對演員我最常說的是「可以一氣呵成把台詞好好說完嗎？」
喬·萊特：「水啦！再來一遍。」
喬治·克隆尼：「什麼時候放飯啊？」
艾方索·柯朗：「我們開始吧！」和「誰還沒就位？」
喬斯·溫登：「哈囉～各位，我才是主導這個片子的人 OK？」我想讓大家怕我的時候就會說這句話，不過沒有什麼用。
亞歷山大·潘恩：對演員：「好棒棒，再快點」；對劇組人員：「這個工作要是簡單的話，我找我阿公阿嬤伯伯姑姑阿姨叔叔來幹不就好了？」
羅傑·米契：「好吧，還要多久？」
諾蘭：「繼續。」
史蒂芬·史匹伯：「卡！」、「太好了！」、「再來一次！」
史蒂芬·索德伯：今年嗎？「我真希望有 18 個月。」
艾德格·萊特：「再來一條！」我覺得我的老搭檔們好像可以從我喊「卡」的語氣聽出我的意思，到底是「好棒棒」還是「不行，重來」。
蘇珊娜·比爾：「如果⋯⋯」
蘇菲亞·柯波拉：「好，很棒，再來一次。」
勞勃·馬歇爾：「卡，很好。」我覺得要當下給演員肯定，這很重要。
大衛·芬奇：「請他 X 的給我閉嘴！」
Q：在劇組訂了什麼規矩？
大衛·芬奇：我們是來拍戲的，不是來看戲的。
諾蘭：不要玩手機，不要玩手機，和不要玩手機。
諾蘭（左）：那個誰，有安海瑟威不看還在那邊玩手機！
羅傑·米契：想遠一點，與人為善，不吃午餐，早早收工。
蘇珊娜·比爾：別抽煙，不要閒聊，說壞消息的時候要保持笑容和幽默感，還有，別抽煙。
勞勃·馬歇爾：有問題直接找我，不然請我來幹嘛？
喬治·克隆尼：有好點子就快說出來。
李安：我只想要安靜和專注。
艾德格·萊特：我有自己的監視器，我不喜歡有人站在我背後交談，大概每隔一個小時我都會讓副導演趕走我身邊那些聊天的人。還有，在我聽得到的範圍內不能聊足球，謝謝。
喬·萊特：排演的時候保持安靜，別嚷嚷，尊重每個人。
保羅·葛林葛瑞斯：有什麼就說什麼。
艾方索·柯朗：任何一個優秀的工作人員都會遵守拍攝時不成文的規定，比如拍戲的時候不要說話、不要擋住演員的視線等等。不過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規矩。我喜歡拍戲時清場，只留下 Chivo （攝影指導艾曼紐·盧貝茲基）和副導演，如果對現場表現滿意的話，我也會把各部門的頭頭都叫過來。
亞歷山大·潘恩：沒什麼規矩，我又不是英國人（英國人表示：），我覺得我就是人太好了，難怪總是被人欺負。
史蒂芬·索德伯：不能穿露出腳趾的鞋。
史蒂芬索德柏：「腳臭會影響我拍片的心情。」
Q：同一個鏡頭最多重來過幾次？
史蒂芬·史匹伯：《大白鯊》裡勞勃·蕭給槍上膛那一顆鏡頭我整整拍了 50 遍，假鯊魚壞了不管用，我只好不停地拍，裝作很忙、好像完成什麼了的樣子，以防劇組人員無聊到起肖，算是策略性的啦。
大衛·芬奇：再吵讓你演 108 次。
史蒂芬·索德伯：48。
大衛·芬奇：107。
喬治·克隆尼：18。
諾蘭：我從來沒在注意拍了幾次耶。
艾德格·萊特：我沒史丹利·庫柏力克那麼瘋，最多也就 20 幾次吧，但通常都六、七次搞定。
亞歷山大·佩恩：應該是 26 吧，不過我一般也就拍四到七條，但偶爾演員啊、機器啊、工作人員啊之類的需要一點時間磨合，這時候就會多拍幾條。
勞勃·馬歇爾：我盡量控制不超過七、八次，因為拍多了反而會產生反效果。
艾方索·柯朗：長鏡頭通常不會拍很多遍，不過以前我常常一拍就是 50 幾次，有時選用第 64 條，有時挑了第 4 條。
羅傑·米契：像澳洲板球手一樣，我很少超過兩位數。
李安：一般表演是 13 次，動作戲的話 36 次。
蘇珊娜·比爾：25 吧，但我想如果想要有最好的演出，是真的過多了。
喬·萊特：大概 37 吧，我也不太確定。除非是技術要求很高的鏡頭，不然平常我拍個 12~16 條就很夠了。
蘇菲亞·柯波拉：我忘了耶，但應該不會太多，因為我們的檔期總是很緊繃。
喬斯·溫登：曾經有過很複雜的鏡頭，我拍了 30 次，一般對手戲的話我很少拍超過兩位數。
保羅·葛林葛瑞斯：我超過 10 次的就不數了。
Q：你在片場最美好的一天是⋯⋯
史蒂芬·史匹伯：「在片場的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
喬治·克隆尼：看大衛·史崔森在《晚安，祝你好運》一氣呵成演出長達三頁的獨角戲。
史蒂芬·史匹伯：對我來說，在片場的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
艾德格·萊特：每次我在心裡感嘆「真不敢相信這是我的工作」的時候。無論是給成百上千的喪屍排戲，玩些瘋狂的噱頭花招還是什麼的，我都覺得自己很幸運，能把愛好變成工作。
喬斯·溫登：很難選，如果我那天能順利完工，準時讓劇組工作人員回家，那就挺不錯的了。
艾方索·柯朗：當你樂見其成一些出乎意料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勞勃·馬歇爾：和某位仰慕已久的演員首次合作的時候。我很幸運，已經和很多喜歡的演員合作過了。
羅傑·米契羅：拍攝的最後一天。
史蒂芬·索德伯：提心吊膽拍一場感覺很困難的戲，但拍攝時卻變得頗輕鬆，而且效果還不錯的時候。
蘇珊娜·比爾：一場本來很擔心的戲拍出來效果卻很好的時候。
喬·萊特：拍《贖罪》時，拍攝海灘長鏡頭那一天，我們花了一整天時間準備，天空一直烏雲密佈，但是開拍的時候，太陽突然從雲層下鑽出來，一切有如神助。我們可以感覺到一股真正的歸屬感，連帶了家人來野餐的當地社區臨演也不例外。那天，我喊「卡」的時候覺得非常幸福。
大衛·芬奇：當拍攝計劃完全走歪，但不可思議的事情也隨之發生之時。
亞歷山大·潘恩：聽起來有點老土，不過即便是片場最糟糕的一天，也是最好的一天，好過不拍戲的任何一天。
李安：有很多，但第一個出現在腦海的是《斷背山》片場，那天正好是拍艾尼斯拜訪傑克家人那場戲。
李安（右）：「拍《斷背山》艾尼斯拜訪傑克家人那場戲的那一天」
蘇菲亞·柯波拉：比爾·墨瑞在的每一天。
保羅·葛林葛瑞斯：《血腥星期日》的片場，我們沒錢請臨時演員，就碰碰運氣，試圖勸說德里市的人們花一個下午上街幫我們拍遊行的戲，他們真的做了，有幾萬人，看到他們耐心地為我們付出，我就知道這部電影會有一種真實的質感。
諾蘭：拍攝的最後一天。
Q：你當初為什麼不當會計師？
史蒂芬·史匹伯：因為我數學只拿了 D，我永遠無法當會計。
大衛·芬奇：我不擅長和人打交道啦。
喬·萊特：如果我可以做除了當導演之外的事，我肯定不當導演啦。但沒辦法，我只會拍戲也只喜歡拍戲。
喬斯·溫登：我是個講故事的人，這成就了我，還有，我不會算數。
勞勃·馬歇爾：太荒謬了，老天沒給我當會計的 DNA。
史蒂芬·索德伯：我數學爛爆了。
保羅·葛林葛瑞斯：2+2=5，沒錯吧？
蘇珊娜·比爾：因為我每次看到納稅申報單都想離家出走。
蘇菲亞·柯波拉：可能因為我在片場長大吧，其他東西對我來說都不好玩。
羅傑·米契：現在當還來得及嗎？
喬治·克隆尼：「怪我的數學老師囉」
艾方索·柯朗：因為當時104沒開缺。
李安：對我來說，拍電影比當會計簡單多了。
喬治·克隆尼：因為我數學老師很常請假很爛。
諾蘭：拍電影時遇到的計算問題已經滿足我當會計的野心了。
艾德格·萊特：我敢說要是我當會計一定是世界上最鳥的會計。
亞歷山大·潘恩：滾！
資料來源／
A-List Directors, interviewed by Sam Men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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