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忍於2009年以作品《不能沒有你》，一舉拿下四十六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等五項大獎，近年他將重心回歸演員身份，兩年演出八部片、忙碌穿梭兩岸。在新作《寒蟬效應》中，他飾演與女學生發生關係的大學教授，道貌岸然卻又散發熟男魅力，以精湛演技入圍本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項，毫不令人意外。以下是與戴立忍的第一手對談，聽他談電影、談《寒蟬效應》（以及師生戀！），以及大家都好奇的：談台灣電影如何突圍而出。
鄭偉柏（以下簡稱鄭）：王維明導演如何說服你演繹片中「李教授」這個角色？開拍前他和你做過哪些溝通？
戴立忍（以下簡稱戴）：我跟王維明在大學時代就認識，對彼此還有工作態度及工作能力有一定了解，所以他找我的時候我沒有太多考慮就答應。
鄭：你與王維明導演都經歷過台灣電影新浪潮洗禮，他也跟楊德昌導演共事過，又有學校的這層關係，在片場有沒有特別的默契？
戴：他相信我可以把這個角色弄好，我當然也絕對相信他在導演這方面的調度能力，所以其實我們的溝通是相對比較少，這也讓他有比較多力氣放在其他事情吧。當然我也會用我的方式去觀察或是去了解他想要的方向。
鄭：台灣電影這幾年有很多不同類型。王維明導演是藝術學院科班，也經過楊德昌導演的系統，你這幾年參與了很多片子拍攝，覺得這部片最大不同之處？
戴：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雖然這是王維明的第一部電影作品或電影長片，但我發現他非常熟稔也非常熟悉這個工作，原因是來自於他這7、8年來，拍過幾百部廣告片，他對於現場的調度及影像語言這幾件事情的實踐，其實都非常熟練。
除了技術之外，他在現場很冷靜，很清楚要什麼，最特別一點是演員非常信任及依賴他，這是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在現場他就像是催眠師一樣，可以說服、引導，他掌握度非常高，是我本身參與過的製作當中，他應該是最高的一個。
師生戀其實很常見，只是你不知道⋯⋯
鄭：你過去詮釋過很多反派角色，絲絲入扣入木三分，在這部片裡面，飾演大學教授，握有一些權力，卻跟女學生產生踰越道德的關係。如何詮釋這個道貌岸然而且反差非常大的角色？
戴：基本上就是放掉所謂社會的道德觀，也回到人的慾望與欠缺，這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就是你面對慾望、生活中的欠缺時的反應。師生戀在目前社會上還是一個禁忌，至少我個人是相信它是禁忌，是一個權力不對等的交往狀態，但事實上據我觀察，我認為在台灣的學校當中，師生戀及不倫戀的比率很高。
鄭：探究原因，或許是媒體發達、網路發達，我們到2000年後，才感覺這個世界很混亂，情感的規則被打破，其實以前就有了。
戴：我也認為是一直都存在，當然現代社會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平常，互動愈來愈密切，這種發生的機會及大家的容忍度也愈來愈高。過往認識的朋友當中，其實也有不少師生戀的例子。
鄭：你的觀察是，可能看到這樣的couple，在其他人的眼裡是互動很自然？還是稍微有隱藏一點？
戴：真的在人前互動很自然的不少，就像我以前唸的學校，而且不止有一對有這樣的關係，也有結婚生小孩的。像這樣關係公開的比例很低，可是我們生活中都會認識或是身旁朋友會有類似的情況，更何況那些沒有公開的，比例是很高的。
鄭：其實它不只是少數，差別是檯面上跟檯面下，或公不公開的差別而已。
戴：對啦，那不公開的原因就是剛說的禁忌所致，但那個禁忌並沒有阻止數量或是比例減少。
鄭：片中一場非常精彩的戲，你和郭采潔飾演的「白白」，在教授研究室這個看起來很神聖的場域，發生了性關係。那場戲看來是這本劇本中第一個劇情的衝突點，你和采潔之前有做怎樣的溝通？或者王維明導演怎麼跟你們溝通，期望呈現的方式？
戴：通常我會事先跟對手溝通，身上有哪些地方不希望被碰觸，這些都可以條列開來、講清楚，讓導演及攝影師也都知道，這樣大家比較不會有個曖昧空間，通常這個曖昧空間會反過來影響女演員，當然有時候男演員也會被影響，可能會有一個料想不到的情況發生，我習慣先把這些事講清楚，這樣子彼此便可知道界線，再從界線裡做調度。
鄭：采潔有跟我說，她是完全交給你去主導那天的狀況。她的紅線在哪裡？
戴：我印象當中，她好像沒有什麼紅線吧。基本上這個劇本跟電影需要到什麼程度，已有一個框架在那邊，戲中那是一個倉促發生、有點擦槍走火的情況，它不是唯美浪漫、一切都準備好、有蠟燭香精那種情況，也沒有很多的調情，它是一個比較偶發的。
鄭：對於「白白」是猝不及防，沒有預想到的，但對李教授而言呢？
戴：那就是駕輕就熟的。但無論如何，那是以快打快的情況，像你講的，我們不可能讓對方有太多時間反應，可能用一種權力的、權威的、上對下的、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在很快的時候產生一個幻覺，在那個幻覺當中，趕快讓彼此關係達到一種程度。
為了李屏賓的鏡頭，《寒蟬效應》就值得一看
鄭：那場戲總共拍了多久？
戴：拍攝時間不會很久，因為專心在裡面工作且現場要注意很多事情，所以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我印象中不超過3個take。OK的那個take時，我跑去看攝影機的重播，我當場嚇一跳，攝影師賓哥（李屏賓）真的太厲害了，他非常準確，用一個比較緊一點的景框來捕捉這兩個人的動態。景框不足以呈現兩個人的狀況，所以攝影機要移動游走，而他游走的那個點太準確，在我看來就像是攝影師他參與了表演，因為攝影師就是引導觀眾的焦點要放在哪裡，而他放的那個焦點都剛好是那場戲必須要被呈現的。戲就按照他焦點移動的順序走。
鄭：劇情的推演，跟兩邊權力的施與受。
戴：對！一種情感。他先讓你看這部份的，再帶你看那部份，順序組成起來本身就有點類似剪接的蒙太奇了，這不是兩個人的對手戲而已，至少攝影師賓哥也是一個演員，他參與了整個過程，所有人包括導演、包括郭采潔自己看了，都覺得很棒！我記得那場戲很快就拍完，那個主要的鏡頭最大功勞是在攝影師，非常準確地捕捉到現場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意義的事情，然後他在現場已經組織了一次。
鄭：應該算是在剪接之前的第一次剪接，攝影師已經完成了。
戴：對對對，可以這樣講。
鄭：這部片有個很重要的法庭戲，台灣近10、20年來很少有這種法庭的攻防橋段。在片子裡面妻子要為你辯護，然後一層層剝開其中的不堪，在現場如何表現？
戴：這有個很重要的東西是地域性。像在台東這個地方，它是一個不那麼繁華的城巿，人口不多，這個教授在地方上是有名望、大家都認識的，走出法庭他還要做人的，不管過程是怎麼樣，他都要維持社會面貌。我在法庭裡面，比較注重的是社會面貌，這個角色因為是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在面對法律時，他會有一定的姿態、驕傲還有履歷，這些他都是要維持住的，或者是去利用的籌碼。這場法庭戲我就是用這個角度處理。
台灣電影在商業上，到底缺乏哪一塊？
鄭：你過去執導《不能沒有你》取材自真實新聞事件，在《寒蟬效應》裡，李教授則是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劇情中也出現美麗灣。將社會議題與社會運動放進電影裡，是不是台灣電影工作者中生代一種理想呈現？
戴立忍：對呀，尤其是今年，這一年來好多電影都放進社會議題，最近我參與的幾部好像都有，林靖傑的《愛琳娜》、楊順清的《獨一無二》也有這部份，還有好幾部。
如果電影是所謂的第八藝術，或者說電影是一種綜合性的創作，創作者經常都會希望能夠跟他所生活的環境產生一種對話。這幾年的台灣不就如此嗎？剛好有很多的公民活動，也是一個公民意識開始萌芽或覺醒的情況。所以台灣這一兩年電影裡看得到很多社會議題。
鄭：但社會關懷和商業巿場，有時沒辦法美好的融合。你會不會擔心商業電影巿場在這中間的平衡？這是很大的學問。
戴：我倒不怎麼擔心，因為目前看到的所謂把社會議題結合到電影裡的情況，我剛講到的那幾部，沒有任何一部的主題是完全緊扣的。
鄭：除了《白米炸彈客》外。
戴：對，《白米炸彈客》算是。我們所謂比較硬的、比較難消化的題目，在一般商業巿場比較不那麼容易被接受，但事實上目前這一兩年台灣的片，大部份都只是拿來當成氛圍的塑造，或呈現目前的社會樣貌，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主題或是作者真的想細入探討的部份，但也有像你剛提的《白米炸彈客》，或是《不能沒有你》這樣子直撞的。
鄭：台灣電影在商業上，到底缺乏了哪一塊？
戴：好幾塊呢！我覺得台灣電影是有在變化，從敍事方法、鏡頭語言還有製作規模，它所能提供的想像的確愈來愈高，但還需要時間來成熟。
鄭：可能是過程，還在路上，距離終點還有一大段。
戴：那個終點是什麼也不知道，不一定是好萊塢電影的邏輯，也不一定是韓國或香港、大陸的，台灣應該要有也一定會找到自己的語言，在這語言還沒完全落實之前，我們現在就會看到作品也有別人的影子，也有自己的風格。有些做的蠻好的，像馬志翔的《KANO》，在我看來是非常具商業性的，故事結構、敍事節奏又與其他國家的商業電影有區隔。
長出自己的樣子 別拷貝別人的臉
鄭：你現在穿梭兩岸，也參與很多中國大陸的電影，你怎麼看待這個未來很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的巿場？台灣演員面對這樣一個大的巿場，要怎麼去因應？這是大家都很想討論的話題。
戴：不管是全球化、華語區化的巿場裡，多元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所謂多元就是你的產品不能長得都類似，或者是風格味道都太相近。所以台灣在這個區塊當中，還是要保持地方性的特色，用旅遊作例子，為什麼要到這個地方旅遊，就是會想要了解或感受地方特色，若都與別人一樣，你或許就不會想去，或是去過一次便不再去了。
電影也一樣，這種屬於文化、人文的東西，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從這個特色出發，加入大巿場或廣大觀眾群時候，才有成功的可能。
鄭：如果將電影拆開來看，劇本、明星、導演、創作人材，台灣的優勢在哪裡？陳國富導演曾說，台灣還是有個別很優秀的電影人，可以提供故事的發想、題材創作的刺激。明星，包括像彭于晏，這些人都有很好的發展，這些優勢是依然存在的嗎？
戴立忍：當我們在講這個優勢的時候，講的是一個培養過程、一種人文素養、一種地方性的文化特色，台灣有它自己獨特的樣貌，好比說我們剛講到的明星，他可能舉止談吐就不太一樣，會讓台灣以外的人想多停留一下、多了解一下的那種，這的確是一個特色，但隨著經濟或文化的交流愈來愈多，它會愈來愈模糊，所以到後來還是要看紮不紮實。
鄭：台灣最近有很多負面新聞，有些人會說失去對人性的信任。你覺得今天這個環境跟以前比較，缺乏什麼？
戴立忍：台灣民主化過程面對這麼多衝擊，這個衝擊包括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它必會產生的一種陣痛期。至於缺乏了什麼？我倒是比較願意從台灣社會「和以前有什麼不一樣？」這個角度來看，不是缺乏，而是具備了什麼。我覺得具備了一種勇敢，和以前比起來，敢去碰觸大家本來不願意碰觸的、生活上、文化上、道德上的問題。所以我對這個部份比較樂觀，然後採取包容的態度，我認為這都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本文轉載自新浪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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