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ony
章子怡飾演小六。
《羅曼蒂克消亡史》去年末在中國上映造成極大反響——除了集結眾多卡司，也是程耳執導以來成本最浩大的電影。雖然這次作品面對的是商業市場，依然能看出導演程耳對自我美學的堅持與不妥協，就美學成就而言令人欣賞，就商業角度而言本片離成功還很遙遠。
在電影中，程耳賦予影像一種極為細膩的「凝視」，此種「凝視」不僅僅是他身為導演眼睛看出去的景框，而是如何透過巧妙的攝影機運動與鏡位，以「現代」視角去「凝視」那樣的時代。因此，片中大量以「上帝視角」的角度前行（於前部《邊境風雲》就能看出程耳的偏好），也讓《羅曼蒂克消亡史》多了層客觀的闡述，它撇除了戰爭的國族主觀性，不再為勝利方而傲，或以此踐踏落敗方的殘忍（雖對於抗戰，我們已知悉歷史的勝敗），這樣的客觀反而是回頭去「凝視」已定歷史下的過往。最終勝利的大上海曾有落寞之時，拾獲敗戰的日本也仍有情感的牽繫，不再讓每個角色因肩負的身份而二元化對立，反是更客觀描摹一幅悲喜交織的大上海眾生相。
葛優飾演貫穿全片的陸先生。
儘管在眾生相的全觀下，但程耳仍不失《羅曼蒂克消亡史》裡對於「羅曼蒂克」的細膩，甚至他將這一詞塑造地特別端莊典雅。大從人物交談對坐的嚴謹、服儀身分的考量、語言所代表的國族認同，小至上海小點心與菜餚的細節。處處的細膩也體現程耳對於時代考察的縝密，讓談判帶點溫柔，殺人也多點浪漫，以此更溫柔地，不帶嚴厲主觀批判，去體會歷史性的洪流。這再一次「凝視」，已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距離，反而走進了當時景況，帶領觀眾與其一起浮沉，感受時代氛圍的動蕩氣息。
《羅曼蒂克消亡史》出色之處，是可以不運用浩大抗華的衝突，反營造如《四海兄弟》、《教父》般的浪漫輓歌，讓人們願意傾倒於血泊之中，消亡在槍煙瀰漫下，形成一部上海往事。至此，諜對諜的爭鋒往來，抑或抗戰後的勝利旋歌已不是最重要的，一如片名所述，透過程耳將層層敘事操作疊合之下，曾宏大壯烈的時代正在「羅曼蒂克」的「消亡」當中。
淺野忠信飾演渡部。
電影看似將人物擺在 30 年代叱吒上海灘及日本抗華的交界內，但程耳其實讓每一個人物都背負著一個時代，如淺野忠信所代表的日本，葛優的大上海，章子怡肩負的則是兩方之間的悲劇——上海身分與日本性奴，以及在戰爭下死亡或新生的人民。程耳聚焦的「消亡」不是時代的消逝而已，而是將時代回歸於人，也回歸於人最後的生與死，似乎著眼於近年盛行的戰後創傷文本。
因此，這樣的「凝視」也是程耳在《羅曼蒂克消亡史》最重要的命題，在與攝影杜杰的搭配下，除了上帝視角的俯視、有意保持距離的巡視、對稱置中的構圖，以大特寫呈現每個人物，讓「凝視」不再只是觀眾的權力，而是透過角色的「反凝視」，讓觀者重新審視自己身處的年代。正如同章子怡在電影戲中戲所言：「你躲在博愛的名義之下，過著懶惰及自私的小日子」，程耳藉以後設的台詞，彷若與觀眾產生對話：現今眼見了 30 年代的上海興衰，但自身又是身在如此的時代？如何改變？還是繼續選擇視而不見？
很難想像《羅曼蒂克消亡史》只是程耳第 3 部作品，從首部作品《第三個人》到《邊境風雲》，到這次《羅曼蒂克消亡史》的大製作，有著幾乎不同的層次。程耳對於商業與美學間的考量，不再如過往的陰鬱色調，而塗抹端莊的鮮豔色彩，還原時代的真實感，無疑看得出他對於電影語言細緻掌握的進步。從時代的巨觀推進至人物的微觀，透過角色眼神交流，舉手投足間流露出關於時代的人性醜惡、兒女情長，和戰爭殘酷，最終發人深省出無限的感慨與無奈。
當時代消逝於人物身上，物換星移，權力、金錢、性慾最後只是身外物，就如同在江湖走跳的葛優還是得脫下象徵權力的帽子，舉高雙手成了平凡人。世界仍在，可惜時代已不屬於了他。這就是程耳所描摹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儘管描述的是 30 年代的大上海，但他似乎想帶出的是一種「宿命論」——每個人都將消亡，小至個人生死，大至時代興衰，消亡是無可避免，也沒有什麼可視為永恆之物。畢竟有時候，槍一響、砰一聲，生命／世界就已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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