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孟宏 導演
知名廣告導演，2006 年的紀錄片《醫生》獲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2008 年完成第一部劇情長片《停車》，入圍第 61 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並獲得第 45 屆金馬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最佳美術設計獎。獲得台北電影獎最佳導演。2010 年《第四張畫》獲金馬獎最佳導演肯定。擔任攝影工作時化名為「中島長雄」。
我記得我很早很早就想拍電影，我是念電腦資訊工程的，後來出國唸書就轉唸電影，回來的時候大概是 1994 年，台灣電影已經完全躺平了，一直躺平到所謂的 2008 年。
- 你同時也是非常棒的廣告導演，過去很多朋友想拍電影，又覺得環境不好，最後不少都會先去拍廣告賺錢，想著未來再圓一個電影夢，你呢？這是一個好的方式嗎？在那樣一個時代。
鍾孟宏首部紀錄片《醫生》。
這絕對不是一個很好的管道，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管道。因為拍廣告跟拍電影不一樣，不要說因為我沒有電影可以拍，所以我想去拍廣告，事實上拍廣告以後是很難回來的。廣告片拍個幾天，人家給你優渥的導演費，怎麼有辦法去轉換成你可能要做一兩個月或是半年一年，最後可能一無所獲，甚至賠了一屁股債。不要說未來會得到什麼樣的效益或成果，光是過程的轉換就很難去面對了。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當初先拍了一部紀錄片《醫生》，因為從廣告片到紀錄片是一個很大的落差。廣告片是很精緻的，甚至為了一個鏡頭，很多人去分工。紀錄片則沒有資源，所以後來在拍紀錄片的時候，發現我以前的方式全都不對。我記得拍《醫生》的時候，我在美國只買了一個十塊錢的小枱燈而已，那就是基本的光源，也就是拍整部電影的光源，一個觸控式的小枱燈。
後來我發現，這個改變讓我轉變滿大的。從一個非常有資源的模式，到沒有資源的時候，不只是心態上的轉變而已，就連視覺的美感、影像的視覺，全都要做一些極大的改變。後來拍《停車》的時候也是這種感覺。拍廣告的時候為了畫面刁鑽，但是換到電影時，就用最真實的角度，用那種很客觀的東西去拍那個東西。而通常廣告片的導演就是影像最厲害的，怎麼可能拋棄過往一些很厲害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蠻痛苦的，到現在還有這種感覺。
- 《停車》上映時，其實讓很多人驚艷，雖然你說已經是克難的狀態，但整體的技術面和美學表現，那樣的精準度，是台灣很多導演的第一部片做不到的，我想那還是你長年拍廣告和掌鏡所鍛鍊出來的功力。
但是我覺得《停車》真的不是一個很成功的電影，因為它某種程度陷入了一個導演第一部長片的包袱，想講太多東西，放太多情感，和太多個人數十年的東西。
由張震主演的《停車》，拿下金馬最佳美術設計。
- 這是你事後的察覺，還是當時就發現了？
拍完的時候就感覺到了。導演永遠擺脫不了你自己的時候，不管是你過去的東西或是經驗，那對你都非常累，對觀眾來講也很累，因為誰要去看你的那些東西。當然會覺得我有一種激情，我有一種抱負，或者我有一種人文的關懷或思想，但是我覺得我做電影不是要這個樣子的，電影就是故事跟人，對我來講有時候人比故事還重要。
以前一直會想說，我要拋棄這個東西，就是那種對一個事情的看法，試圖要講一個生命的哲學，或是一種對社會的看法。那是我真的很受不了的。因為電影應該是故事看完之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你從那個解讀裡面看到不同的概況，或是生命、社會的概況，這樣才對，不是導演在講給人家聽，導演講給人家聽，是一件非常囉哩巴嗦的事情。
- 所以你不滿意的是《停車》裡，鍾孟宏放入了太多自己的觀察跟想法，就像大多數導演拍第一部作品時的狀況。
對，我覺得那是很恐怖的。因為你自己想很多事情，你會想人生有時遇到一些傷痛或磨難的時候，你真正的傷痛在哪裡？傷痛是看不到的，除非是突然來的那種傷痛，藉由哭泣或發洩可以看得到以外。但是事情過了以後，所有存在的東西都是一個表情而已，表情不是傷痛，表情就是生活中會發生的一切而已。
《第四張畫》讓鍾孟宏奪下首座金馬最佳導演獎。
- 就像《停車》裡面那一對老夫妻？
對呀！我可能做廣告做很久，因為廣告就是追求美好嘛，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事物美好的衣服，所以我常會覺得，廣告片在討論的這些東西，他跟你講想法、故事、人，但這些廣告公司到底懂什麼，他們都坐在辦公室，吹著冷氣穿著衣服，在想這些事情，人哪是這個樣子？
電影也是很多美好的東西，但是我覺得美好的東西，對我來講永遠都是一個記憶而已，因為人生來就是一個非常悲劇性的生物，因為太多情感了。也就是因為太多情感，所以在很多東西上面都沒辦法滿足，或者都有一些衝突。而那個東西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最有趣的地方。我覺得電影應該就是表現這個衝突，我不覺得只有電影，文學也是一樣，攝影也是一樣，任何創作都一樣。為什麼很多偉大的創作，都是在描寫這種衝突，或是人性裡面很糾結很那個的東西。
- 創作過程中，新電影對你有產生影響嗎？
我想新電影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回來就沒有工作了！因為常常討論新電影的時候，就會侷限在那個世代裡面的幾個人，那幾個人當然就是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創作者，可是我覺得 1989 年侯導拍出《悲情城市》時，事實上台灣新電影就結束了。後來楊德昌導演的高峰，已經是台灣電影環境往谷底下探了。就變成這十幾年台灣電影很蒼茫，除了那些人在拍片以外，台灣基本上已經沒什麼電影聲音了，雖然偶爾冒出一個，但已經沒有後續的能力，把浪花再延續下去了。
記得有一次影展的時候，觀眾問我說，你會不會很心儀台灣哪個導演？我的答案當然是侯孝賢。他又繼續問，那為什麼你的電影不像他們的電影？我說你喜歡一個人，跟你要跟隨他是兩件事。就像感情，你喜歡她跟你要娶她是兩件事情，你可以很喜歡這個女孩子，但是你不一定要娶她，對不對？那是兩件事情，你是對他有一種尊敬，對他某些電影有一些敬意。
我覺得尊敬這個導演，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尊敬他而已，最重要是因為人。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他就是我很尊敬的人，非常非常的循循善誘，很為別人想，會去關懷一個電影、關懷這個職業的一個導演。
本文摘自《我們這樣拍電影》，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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