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顥中
有不少作者都嘗試透過他們的作品去揭露世界不公，進而指出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然而《記憶傳承人》（The Giver）卻是一部完全顛倒相反的作品。
本作改編自兒童作家露薏絲‧勞瑞（Lois Lowry）的同名小說，這部電影設定在未來世界中某個「同化社區」，那時世界上一切自然元素都已成功被納入人類理性與技術的測量規劃：一切安穩妥當，沒有災難，沒有威脅和危機，各種可能的意外風險都被預先估算並排除、氣候能為人工所精確控制、農作也再無需看天吃飯。
這社區自成一內在封閉體系，諸部門日夜分工運作，社會集體從而維持著有效而規律的循環。社區所設下的各類條條框框，預先安排了普遍大眾的生活：整齊一致的作息、飲食、禮節、日常語用，假使放長時間來看，甚至可說是整齊一致的人生週期。而透過同樣整齊一致的資源分配和生活條件，計劃性與公有制為基礎的的經濟模式，同化社區中人與人之間，也除去了階級、膚色、族群的區分，沒有壓迫、剝削、掠奪，以及現代社會中經常呈現出的諸多不平等。
然而，在這表面理想寧靜「烏托邦」之上，劇情真正闡述的則是它的代價。有別於小說，電影從開場就利用黑白色調清楚定義了這個「烏托邦」，逐步顯示其中人性、自由與情感的喪失。並且，同化社區裡頭的人們不被允許擁有記憶──美好的、不美好的，一切的記憶。一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曾說的：「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劇中唯一破例被允許習得過往記憶的男主角喬納思（Brenton Thwaites飾），則同時是掌握現在和改變未來的關鍵角色。
原著小說寫在1993年的（後）冷戰情境，同時還是美國中學生閱讀課程的指定讀物。作為一個政治性寓言，本作虛構出的「同化社區」在現實中並非沒有具體所指，或明或暗，它指向了東西冷戰格局下「自由／共產」世界二分中的其一，並對理想的人類社會及倫理提出了臧否，藉由主角逐步開發的潛能，要讓個體從「集體」當中解放出來，迎向「自由」，和一種多元的自由主義。
《記憶傳承人》原著內頁
然而，細究本作內容，無論是「同化社區」本身，以及環繞著它的諸如種族清洗、人種汰選等象徵描述，其實都更為貼近極右的法西斯，而非社會主義；甚至，歷史上恰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才抵擋住了法西斯。但政治寓言反映在現實政治上的效應，重點往往卻恰是因為它所能夠帶來的錯認與誤解，以及如何以全盤否定的眼光，簡化並無情地撻伐人類社會在近現代歷史中，對於社會主義曾經嘗試付諸實現的努力。而台灣畢竟位處於全球冷戰的前緣，對於各式反共的政治和意識型態宣傳都太過熟悉，我們於是也不難理解，原著從90年代開始就作為美國本土中學生指定讀物的社會功能及其歷史意義。
電影畫面裡，一幅幅記憶片段透過喬納思的視界快速抽換，為凸顯反差而濃郁異常的色彩、各種膚色人種交融的娛悅光景、恣意舞動和交杯、流行文化與傳統的並置、各地部族風情意象的挪用，這些片段的抽換，多彩，但不見得立體；多元，卻彷彿是一個平面的後現代拼貼畫布。
本作的問題意識當然是清晰的，首先、透過個人潛力的發展，這些無論是什麼、但總之是「彩色」的、象徵「人性」且亟待返還的元素，都必須藉由打破一個蒼白的「烏托邦」之「同化社區」才得以實現；再來，更重要的是，從電影的時間觀來看，記憶畫面源自過去，但對於觀影者，那些影像所呈現的元素就是現在，是再熟悉不過的現在。這是作品「反烏托邦」的終極暗示──現在就是「烏托邦」，現代（西方）就是理想與人性的實現。
然而，瑰麗的記憶間仍穿插著歷史上無法被徹底抹滅的「人性」陰暗，生長在同化社區的喬納思有著奢侈的無知，不能理解人類何以戰爭與何以殺戮。小說在出版二十多年後被翻拍成電影，歷史走到今天，「自由世界」已經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獲得了近乎全面的勝利，但諷刺的是，同化社區所竭力避免的：諸如貧富差距、階級壓迫、社會不公、族群衝突、戰爭與死傷，卻還是世界範圍內，諸多人民的日常與普遍經驗。
作品中虛構出來的那個「烏托邦」被擊垮了，但作品本身所暗示的那個理想的烏托邦，在現實中仍然蒼白。二十年前與二十年後，人們應該要從這部寓言作品中，閱讀出不一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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