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上帝或相信孩子?短評《烏干達的孩子》與《上帝眷顧烏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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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昆賢

烏干達,位於東非的維多利亞湖南邊,剛果共和國東部,曾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官方語言為英文。

對於非洲,台灣乃至於其餘第一世界國家,或許如同我們凝視原住民一樣,向來是以同質化及去脈絡化的形式來理解的。講得更直接一點,我們的眼光與西方殖民者其實沒什麼不同。

這不僅僅是語言或是文化上的理解問題,而更是後殖民學者史匹娃克在《從屬者能夠發言嗎?》中所提出的、從屬者的困境:從屬者之所以不能發聲,正是因受到「西方人文主義者」(例如紀錄片中認為非洲人應該得到現代化的拯救的白人),以及「傳統國族主義者」(例如以武力反對任何西方勢力進入,而實則以此號召來剝屑人民的獨裁者)的雙重宰制。

因此西方電影作品近似客觀人類學的鏡頭之下,非洲大陸被化約成一塊「早已」是被貼滿各種標籤的空間:貧窮、落後、前現代⋯⋯事實上,種族與階級問題自然並非非洲大陸所獨有,而非洲大陸內部本身更是充滿諸多異質性。當西方導演只願意呈現某種非洲的樣貌時,這樣的現象便值得我們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政治在此中作用?

《烏干達的孩子》

《烏干達的孩子》

說回烏干達:有關烏干達的論述,在西方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是針對軍閥柯尼的人道譴責,另一則是聚焦於烏干達政客一面倒歧視同性戀、甚而制定法律「獵巫」同性戀族群的作為。《烏干達的孩子》即以前者為主題,深入紀錄烏干達北部在聖主反抗軍、政府軍、其他叛軍間戰火肆虐之下,痛苦不堪的人民以及遭到非人道利用的兒童們。本片收錄了與柯尼的訪談,也收錄了倖存兒童的證言(甚至訪問了曾經身為施虐者角色的男童),即使視覺效果不高,但內容極為震撼人心,非第一世界觀眾所能想像。

然而《烏干達的孩子》一片,企圖將所有被西方人文主義者認定為違反人權的前現代行為,與烏干達的其他前現代的部分連結在一起,將受害者拍攝得楚楚可憐、急需拯救,然後再於影片最後呼籲西方大眾以救世者的姿態介入,卻正缺乏政經脈絡的分析(諸如柯尼的錢是否為外國勢力提供?為何柯尼與政府軍遲遲不肯停戰?政府為何無從保護人民?)。影片同時捕捉了諸多落後而破敗的非洲村落、沒有資源的小學、藏匿軍隊的叢林⋯⋯等等滿足前現代想像的場景,種種都像是康拉德《黑暗之心》的具現。

但烏干達真的是如此的「前現代」嗎?在另一部紀錄片《上帝眷顧烏干達》中,我們在影像裡看到的是首都坎帕拉高度現代化的景色:高樓大廈、電視節目、手機、車水馬龍⋯⋯然而,該片主旨並非讚賞烏干達的現代性,它關注的是同性戀在烏干達大都會乃至於整個國家遭到保守勢力迫害的情形。透過影片社會脈絡分析,觀眾得知其實烏干達的保守勢力,是受到來自美國的保守右翼福音教會煽動(新帝國主義配合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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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眷顧烏干達》中,描繪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現代化景象。

因此相較之下,《上帝眷顧烏干達》恰可攻破《烏干達的孩子》的論據,也就是說,烏干達之所以會有這麼多問題,並不是因為它不夠現代化(它的都市地帶應有盡有,中產階級生活不差),而是因為新一波的殖民現代性正在入侵(福音教會),並企圖以自己的價值觀改變非洲(同性戀有罪該被拯救,我們要投入更多金錢資源到烏干達)。

想要解決這樣的情況,需要的恐怕不是西方一波又一波的介入。在《上》片中,烏干達政治人物曾在訪談節目中說:他們之所以反對同性戀是因為教會也反對,而只要歧視同性戀的法律一但通過,美國的金錢會以三倍的數量湧入烏干達。因此,我認為《烏干達的孩子》將烏干達削減為只剩戰亂的所在、只提出西方救援作為解決方式的觀點,是非常危險的,

這讓我想到《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小林滅村事件二部曲》。該片極為客觀地捕捉了政府與宗教團體如何以自己的意願去塑造新的小林村,遭到滅村的村民們又如何因為這樣的意願而被迫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甚至因爭奪資源而吵架分家。《烏干達的孩子》所呈現的,恰恰是與政府與權勢站在一起的價值觀,它未曾質疑西方殖民勢力(包括攝影者自身)在此中的位置,只是製造出一個族裔它者以讓西方主體卸除罪惡感,產生關心弱勢的幻覺。

事實上,美國內部的族裔問題亦正蔓延中,那麼為什麼西方中產階級仍舊心中只有「非洲好可憐」的想像呢?而又為什麼台灣的觀眾願意一窩蜂接受西方帝國的觀點,卻無法以自己的立場(在某些層面上,同為第三世界國家)去理解對方呢?我難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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