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大同》導演周浩:「真實不可能被還原,只能夠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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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童一寧;攝影/黃詠靖

DSC_1281導演周浩這一次帶著作品《大同》到台灣,首次直接面對台灣觀眾。幾場放映下來,周浩覺得台灣觀眾的反應,並不會過度政治化,他說:「這樣挺好的

周浩曾經在一次演講中,形容紀錄片工作者猶如牆頭上的蒼蠅,又像遙遠的上帝,與被拍攝的對象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干預,安靜地、隱形地看待所有事情的發生。即使暫時換個位子,從攝影機後走到了攝影機之前,周浩仍然保持著這個原則。他安靜地站在角落裡,說起話來語速緩慢,音量特別低,必須要集中注意力,才能聽得見他在說什麼。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低調到你幾乎看不到、聽不見的瘦小中年男人,連續以《棉花》、《大同》兩部作品,獲得第 51、52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他也因此寫下了金馬獎史上,第一個連莊最佳紀錄片獎項的歷史紀錄。

《大同》是周浩在 2001 年從記者轉行之後,所拍攝的第 10 部作品,主角是作風強勢、毀譽參半的前任山西省大同市長耿彥波。全片描述耿彥波在任內,大量拆除大同市區內違章建築,雷厲風行地進行整修道路、修復及開發古城等各種大型工程。抱持著「大同只有這一次機會,衝上去就衝上去了」的悲壯心情,耿彥波把這個千年古城幾乎刨開了一大半,五十多萬市民因此被迫搬遷。隨著耿彥波在 2013 年被突然調職,《大同》至此也嘎然而止,留下一個比劇情片更加曲折震撼的結局。

由於題材特殊,《大同》在世界各地許多影展都引起轟動,甚至獲得日舞影展評審團特別獎,但是周浩從來不曾隨片出席,連去年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也缺席了。他的理由是「不希望過度消費被攝者」,「主要是因為他還在任,如果因為這部片子,而他受到影響,那我心裡就會有結,也許以後都不能再拍下去了」,「因為我的目標不只是這一部片子,而是我的餘生還要繼續拍下去。我也不覺得我不去就是對的,但這樣,也許我會好受一點」

紀錄片是拍攝生活哉問的過程

這一次到台灣,等於是周浩第一次直接面對觀眾。幾場放映下來,周浩覺得台灣觀眾的反應,並不會過度政治化,「這樣挺好的。」他說,過去曾有人看完《棉花》後,問他對於紡織工業鏈未來十年的發展有何看法,「我回答得出嗎?我答不出」

周浩說,《棉花》就是用棉花為主題,串起這些普通人的故事,《大同》也一樣。「城市需要發展,需要什麼樣的政府官員?這是一個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最後未必要有結論,但是探討的過程中,會留下一些東西。」而《大同》既是那個探討的過程,也是過程中所留下的「東西」。有些台灣觀眾看完《大同》之後,直接聯想到台北市長柯文哲,「有人建議說,應該請柯 P 來看,然後再決定要不要拆巨蛋。」周浩說,這個過程,就是他所樂見的,「當你看完片子,你會聯想到你自己的城市,你自己的生活體驗,這樣就很好」

用直白與留白的紀實體帶出真實

周浩說,《大同》在世界各地影展放映,許多迴響是他無法想像的,觀眾會在影像的疊加中讀出一些味道,覺得「這裡是不是別有用心呢?」比如片子裡出現很多狗,很多人就會有聯想。事實上,只是因為城市不斷施工,所以街上很多流浪狗,到處都能看見,「我下意識就會去拍一拍,拍了之後覺得拿來做鏡頭過渡也不錯,但是就會被過度解讀」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你說我放這些鏡頭的時候,有沒有『潛意識』?也許有,那是各種機緣湊在一起出現的結果」

從 2001 年的《厚街》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大同》,不論拍攝的主題是什麼,周浩的作品總是保持著相同的特徵:沒有旁白,配樂少之又少,情節與情節之間大量留白,在平鋪直敘中又帶有某種無法言說的朦朧詩意。例如在《大同》的尾聲,耿彥波坐車正式卸下市長職務後,在車上默默流淚的片段讓人印象深刻。車子輕輕搖晃,揮手歡送的人群在後窗裡漸漸變小,安靜的車內只有耿彥波與他的眼淚。不過周浩說,他並不懂詩,他也覺得《大同》不像詩,而是一種直白的紀實體。

1508158347周浩的第一部紀錄片《厚街》,將鏡頭對準東莞厚街一位出租屋裡的外來打工者,在那個地方,「上演」著砍人、討債、失業、愛情等,乃至非法接生等等的事件。

最初剪接師看到耿彥波在車上流淚的這段素材,很直覺地就墊了一段抒情的音樂上去,卻遭到周浩直接反對,他認為音樂有一定的導向,會誘導觀眾思考,「某些段落本來沒感覺,但是音樂一配上去,立刻你就嘩嘩哭了。我說這種哭不真實,我反而會建議把音樂去掉,因為你被帶偏了,你做了一個局,讓別人掉進這個局裡去,有點蠱惑人的感覺。我覺得這種東西在紀錄片裡是忌諱的」

以「度」為核心 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分寸

從攝影記者到紀錄片導演,周浩從事報導相關工作,已經超過二十年。或許正因如此,周浩在許多方面,都讓自己刻意保持距離,始終謹守著一個「度」字。在《大同》拍攝過程中,他緊跟耿彥波拍攝長達一年多,但是兩人之間始終保持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當耿彥波說「你別拍了」的時候,周浩也從未拒絕過他的要求。

「我跟市長之間的距離,一直都是比平時看到的,稍微近一點而已。他有時說你別拍了,那就是他的私隱。因為你的最終目的是要一直跟下去,你並不希望在短時間之內關係破裂,而無法繼續。這也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的基本」,「人與人之間需要分寸,如果(靠得太近)我會不舒服,那表示被拍攝者與觀眾都會不舒服。觀察人時,有一定的距離,有個『度』反而會增進了解,不至於被表面蠱惑,忘記初心,反而忘記事情本真的基礎。所以我會提醒自己,得有『度』。」

問題是,「度」這個東西,多寬多窄,多遠多近,「沒有標準答案,沒有老師,沒有裁判,完全只能靠自己內心的感受決定」。經過多年歷練,周浩已經得出自己的心得,「跟做人做事一樣,就是別讓自己難受。人最大的敵人不是觀眾,不是政敵,不是狐朋狗友,而是自己。你怎麼過自己心裡面那個坎兒,如何把手上的事情做下去」

不在天平中間 而是呈現兩端為平衡

「有人問我拍片時哭不哭,我說現在不哭了。你如果要問我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我都想不起來了。」周浩說,二十多歲的時候,很容易受各種因素影響,容易投入感情或感動,可是像現在,看電影如果覺得眼眶濕了,他會馬上反問自己「這是生理反應上的感動?還是發自內心的感動?」,「它真的讓我這麼感動嗎?這值得哭嗎?我是不是被什麼力量左右了?」他認為,這種時候,反而是反省自己最好的時機,「可以告訴自己,不要從眾,不要別人說什麼,你就感受什麼」

周浩說,比如美國的觀眾在看完片子之後,都希望影片能有個結果,而且他們一定每次都會問同樣一個問題:「導演,解決方法是什麼?」他們(觀眾)會希望,你要告訴我一個解決方法。他們習慣了被給予,我不覺得這樣好。我不會走那條路」

在《大同》裡,周浩並沒有下任何判斷,也未引導觀眾往何處思考。他同時並陳了耿彥波與大同市民的生活片段,一邊雷厲風行視察工地,一邊可憐兮兮控訴政府;一邊被請願民眾團團圍住,一邊又大罵政府擾民。總是在觀眾即將同情某一方的時候,天平又立刻傾斜向另一邊,整部影片不斷呈現出的,是一種沈默而隱形的拉扯。

「影片構成是需要不同力量的,沒有對手戲不會好看」,周浩說,所有片中的輔助角色,都是來讓主角更加立體的力量。影片中的所有片段都來自真實,然而最後呈現出的結果,卻又是一種經過精細的計算,「真實是不可能被還原的,如果你夠真誠,只能夠趨近」,「紀錄片只是相對的真實,我從來不認為它會是毫無瑕疵的真實。那是自欺欺人」

對台灣的兩極化感到興趣

2008 年第一次來到台灣,至今周浩已經來過台灣十次。他對台灣顯然有一定程度的興趣,比如說,談到耿彥波的兩面評價,早期大同反對他的人比較多,等到他突然離開時,許多人又「倒戈」挺他。對此,周浩很自然地舉台灣本地選舉作為印證,「人就是這種狀態,只要做事就一定會得罪人,就像蔡英文一上台,支持率馬上就跌下來了,很矛盾的」,「當初興致勃勃選了陳水扁、馬英九,不也是充滿激情?你們已經無數次這樣輪迴,回想起來,到底應該怎麼選擇,從來也沒有肯定的結論,就只能在過程中不斷嘗試,整個社會也因此而前進」

周浩說,與八年前第一次到台灣時相比,如今的台灣社會明顯又更加撕裂,陣營之間水火不容,各說各話的狀態越來越強烈。如果有機會到台灣來拍片,他希望可以記錄下這種「分裂」的感覺,「其實我對政治主張沒有興趣,只是單純想談『分裂』,人的分裂狀態」他說,曾在日月潭遇到一個導遊,每天都要接待大陸遊客,但實際上他又是個深綠的人,回到家裡就罵這些大陸人「如何操蛋」,整個人都是分裂的。周浩說,有很多話題是可以超越出這個小島的範圍,讓更多人讀出「味道」的,「只要站在稍微退後一點的角度來看,就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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