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S.
給幾個關鍵字，關於你所認知的好看台灣電影？
奶奶輩理直氣壯答了個《梁山伯與祝英台》，可其實那算是港片；爸爸輩想了半天，幾乎要沒有答案；大學生們想了想大概是《海角七號》；更小一點的國高中生不假思索地說了《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如果你說得出任一部台灣新電影的觀眾，恭喜你是《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的目標觀眾，這部片是你絕對不可錯過的影迷嘉年華。
2013年為紀念台灣新電影三十周年（1982年召集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四位新銳導演拍攝成的四段式成長電影《光陰的故事》，被視為台灣新電影的濫觴），由台北市政府出資，當年推動台灣新電影運動代表之一的文化人小野擔任總監，找來資深策展人謝慶鈴與王耿瑜擔任導演與製作人。歷經一年多的光陰，走訪世界各地訪問影人，重新拼湊這一段輝煌的台灣新電影運動，帶我們回顧那個美好時代。
做為一個小小的新電影影迷，這個計畫與成品當然令人期待。 「浪漫而美好」是我對新電影時代的想像，而這部歌頌台灣新電影的紀錄片，確實也給我同樣的感受。但這個美好紀錄很好，卻又很不好。怎麼說呢？
台灣新電影重要推手們的合影 （左至右：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詹宏志）
這部電影的好
1980年代，一批訴說這塊土地故事的台灣電影滋長發芽，伴隨著政治解禁、民主意識抬頭，在尚未被好萊塢電影全面攻陷的年代，和鄉土文學運動幾乎同一時間，新一代的電影運動崛起。「這些電影呈現了最真實的台灣人」，在被無病呻吟的愛情文藝片（俗稱三廳電影），或者歌頌政府（說白一點是歌頌KMT）與社會脫節的愛國片充斥時期，這批新電影貼近台灣民眾生活；自成一派的美學風格，帶著台灣電影竄出一線生機。（多麼像從維基百科抄下來的介紹，但大師們的訪談確實反覆告訴我們，這就是如此令人振奮的背景年代。）
1989年，侯孝賢觸碰台灣長年的禁忌話題，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拍攝而成《悲情城市》，風光拿下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台灣新電影的旗幟在國際上大放異彩。透過一部部新電影，對台灣感到陌生的外國人開始認識我們，你可以聽到來自法國、英國、日本、泰國及中港台的各地影人，聊起令他們著迷的台灣電影。從還算熟悉的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到一知半解的王童、柯一正等人，電影讓世界看見了台灣，多麼美好的年代啊！
沒錯，這可能會是你在《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這部紀錄片所能理解到的「台灣新電影」。這部紀錄片選擇從「推崇新電影」的對象訪談切入，連訪談的鏡頭擺設也很有意思的處處向新電影致敬，顯然是影迷做出的新電影紀錄片（不過從片尾字幕便可察覺片中刪去了至少一半人的訪談，尤其有大部分台灣觀眾熟悉一點的新銳導演，做為觀眾當然分外好奇其他人還說了甚麼。據知，製片王耿瑜為此想發行一本專書記錄這些塞不進電影的內容。）
聽大師如何談台灣新電影實在是件很有趣的事。中國紀錄片導演王兵說：「在台灣新電影中的人才是真實的，那是中國電影中沒有的。」，一旁的楊超則反嗆：「台灣電影的小人物才是人⋯⋯你是說程蝶衣和段小樓不是人嗎？」逗得首映現場觀眾哈哈大笑，《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無疑是要拍給已經認識並且喜愛台灣新電影的影迷看的。而做為一個對這段輝煌新電影歲月深深著迷的我，看著這部紀錄片更有著「來不及趕上那個時代」的遺憾。本片的標語這樣寫：「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不過，最壞的去了哪呢？是什麼讓這波浪潮節節敗退？可惜，在紀錄片中找不太著。
《台灣新電影》劇照
「最壞的時代」
1980年後出生的一代人對台灣電影的印象可能是從《海角七號》開始，他們的世界裡恐怕新電影三個字都沒有。或是在大賣場、唱片行看到的每片100元DVD，總有這麼一個專區叫做「經典國片系列」，侯孝賢的《戀戀風塵》、《童年往事》；楊德昌的《恐怖份子》；王童的《無言的山丘》等。
這個大賣場的情境無時無刻提醒我們：那是國片「最壞的時代」，侯孝賢也老愛拿此事消遣自己。可惜的是，這部紀錄片本身或許因為取材與視角因素，不曾直球問出「新浪潮為何漸漸淡出我們的螢幕視野？」這個問題；此外，在大眾已不熟悉的情境下，請新一代觀眾們不太熟悉的影人，談論今日大家已不太熟悉的電影，亦似乎讓新電影距離大眾更加遙遠。
當然，這部作品的目的或許並不以普及為務，而更近於對新電影在台灣電影史上的成績盤整；它有助於向國際推送，卻無助於將台灣一般大眾拉近，或許是最大的缺憾。選擇小規模上映想必並不追求票房，但純粹成為電影圈內人及影迷的嘉年華，未免有些可惜。無論是這個拍攝計劃的初衷還是它的成果，都說明了「新電影之於台灣電影發展的重要性不該被遺忘」，然而對於許多台灣觀眾，他們之所以永遠不會遺忘台灣新電影恐怕是因從未記得過⋯⋯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我們還需要一部「科普」版的台灣新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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