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線影評/《羅曼蒂克消亡史》:30 年代大上海的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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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Pony

章子怡飾演小六。

羅曼蒂克消亡史》去年末在中國上映造成極大反響——除了集結眾多卡司,也是程耳執導以來成本最浩大的電影。雖然這次作品面對的是商業市場,依然能看出導演程耳對自我美學的堅持與不妥協,就美學成就而言令人欣賞,就商業角度而言本片離成功還很遙遠。

在電影中,程耳賦予影像一種極為細膩的「凝視」,此種「凝視」不僅僅是他身為導演眼睛看出去的景框,而是如何透過巧妙的攝影機運動與鏡位,以「現代」視角去「凝視」那樣的時代。因此,片中大量以「上帝視角」的角度前行(於前部《邊境風雲》就能看出程耳的偏好),也讓《羅曼蒂克消亡史》多了層客觀的闡述,它撇除了戰爭的國族主觀性,不再為勝利方而傲,或以此踐踏落敗方的殘忍(雖對於抗戰,我們已知悉歷史的勝敗),這樣的客觀反而是回頭去「凝視」已定歷史下的過往。最終勝利的大上海曾有落寞之時,拾獲敗戰的日本也仍有情感的牽繫,不再讓每個角色因肩負的身份而二元化對立,反是更客觀描摹一幅悲喜交織的大上海眾生相。

葛優飾演貫穿全片的陸先生。

儘管在眾生相的全觀下,但程耳仍不失《羅曼蒂克消亡史》裡對於「羅曼蒂克」的細膩,甚至他將這一詞塑造地特別端莊典雅。大從人物交談對坐的嚴謹、服儀身分的考量、語言所代表的國族認同,小至上海小點心與菜餚的細節。處處的細膩也體現程耳對於時代考察的縝密,讓談判帶點溫柔,殺人也多點浪漫,以此更溫柔地,不帶嚴厲主觀批判,去體會歷史性的洪流。這再一次「凝視」,已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距離,反而走進了當時景況,帶領觀眾與其一起浮沉,感受時代氛圍的動蕩氣息。

《羅曼蒂克消亡史》出色之處,是可以不運用浩大抗華的衝突,反營造如《四海兄弟》、《教父》般的浪漫輓歌,讓人們願意傾倒於血泊之中,消亡在槍煙瀰漫下,形成一部上海往事。至此,諜對諜的爭鋒往來,抑或抗戰後的勝利旋歌已不是最重要的,一如片名所述,透過程耳將層層敘事操作疊合之下,曾宏大壯烈的時代正在「羅曼蒂克」的「消亡」當中。

淺野忠信飾演渡部。

電影看似將人物擺在 30 年代叱吒上海灘及日本抗華的交界內,但程耳其實讓每一個人物都背負著一個時代,如淺野忠信所代表的日本,葛優的大上海,章子怡肩負的則是兩方之間的悲劇——上海身分與日本性奴,以及在戰爭下死亡或新生的人民。程耳聚焦的「消亡」不是時代的消逝而已,而是將時代回歸於人,也回歸於人最後的生與死,似乎著眼於近年盛行的戰後創傷文本。

因此,這樣的「凝視」也是程耳在《羅曼蒂克消亡史》最重要的命題,在與攝影杜杰的搭配下,除了上帝視角的俯視、有意保持距離的巡視、對稱置中的構圖,以大特寫呈現每個人物,讓「凝視」不再只是觀眾的權力,而是透過角色的「反凝視」,讓觀者重新審視自己身處的年代。正如同章子怡在電影戲中戲所言:「你躲在博愛的名義之下,過著懶惰及自私的小日子」,程耳藉以後設的台詞,彷若與觀眾產生對話:現今眼見了 30 年代的上海興衰,但自身又是身在如此的時代?如何改變?還是繼續選擇視而不見?

很難想像《羅曼蒂克消亡史》只是程耳第 3 部作品,從首部作品《第三個人》到《邊境風雲》,到這次《羅曼蒂克消亡史》的大製作,有著幾乎不同的層次。程耳對於商業與美學間的考量,不再如過往的陰鬱色調,而塗抹端莊的鮮豔色彩,還原時代的真實感,無疑看得出他對於電影語言細緻掌握的進步。從時代的巨觀推進至人物的微觀,透過角色眼神交流,舉手投足間流露出關於時代的人性醜惡、兒女情長,和戰爭殘酷,最終發人深省出無限的感慨與無奈。

當時代消逝於人物身上,物換星移,權力、金錢、性慾最後只是身外物,就如同在江湖走跳的葛優還是得脫下象徵權力的帽子,舉高雙手成了平凡人。世界仍在,可惜時代已不屬於了他。這就是程耳所描摹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儘管描述的是 30 年代的大上海,但他似乎想帶出的是一種「宿命論」——每個人都將消亡,小至個人生死,大至時代興衰,消亡是無可避免,也沒有什麼可視為永恆之物。畢竟有時候,槍一響、砰一聲,生命/世界就已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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