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樣拍電影》訪談鍾孟宏:所有創作都是在描繪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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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孟宏

鍾孟宏 導演

知名廣告導演,2006 年的紀錄片《醫生》獲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2008 年完成第一部劇情長片《停車》,入圍第 61 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並獲得第 45 屆金馬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最佳美術設計獎。獲得台北電影獎最佳導演。2010 年《第四張畫》獲金馬獎最佳導演肯定。擔任攝影工作時化名為「中島長雄」。

我記得我很早很早就想拍電影,我是念電腦資訊工程的,後來出國唸書就轉唸電影,回來的時候大概是 1994 年,台灣電影已經完全躺平了,一直躺平到所謂的 2008 年。

  • 你同時也是非常棒的廣告導演,過去很多朋友想拍電影,又覺得環境不好,最後不少都會先去拍廣告賺錢,想著未來再圓一個電影夢,你呢?這是一個好的方式嗎?在那樣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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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孟宏首部紀錄片《醫生》。

這絕對不是一個很好的管道,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管道。因為拍廣告跟拍電影不一樣,不要說因為我沒有電影可以拍,所以我想去拍廣告,事實上拍廣告以後是很難回來的。廣告片拍個幾天,人家給你優渥的導演費,怎麼有辦法去轉換成你可能要做一兩個月或是半年一年,最後可能一無所獲,甚至賠了一屁股債。不要說未來會得到什麼樣的效益或成果,光是過程的轉換就很難去面對了。

我覺得我很幸運的是,當初先拍了一部紀錄片《醫生》,因為從廣告片到紀錄片是一個很大的落差。廣告片是很精緻的,甚至為了一個鏡頭,很多人去分工。紀錄片則沒有資源,所以後來在拍紀錄片的時候,發現我以前的方式全都不對。我記得拍《醫生》的時候,我在美國只買了一個十塊錢的小枱燈而已,那就是基本的光源,也就是拍整部電影的光源,一個觸控式的小枱燈。

後來我發現,這個改變讓我轉變滿大的。從一個非常有資源的模式,到沒有資源的時候,不只是心態上的轉變而已,就連視覺的美感、影像的視覺,全都要做一些極大的改變。後來拍《停車》的時候也是這種感覺。拍廣告的時候為了畫面刁鑽,但是換到電影時,就用最真實的角度,用那種很客觀的東西去拍那個東西。而通常廣告片的導演就是影像最厲害的,怎麼可能拋棄過往一些很厲害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蠻痛苦的,到現在還有這種感覺。

  • 《停車》上映時,其實讓很多人驚艷,雖然你說已經是克難的狀態,但整體的技術面和美學表現,那樣的精準度,是台灣很多導演的第一部片做不到的,我想那還是你長年拍廣告和掌鏡所鍛鍊出來的功力。

但是我覺得《停車》真的不是一個很成功的電影,因為它某種程度陷入了一個導演第一部長片的包袱,想講太多東西,放太多情感,和太多個人數十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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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震主演的《停車》,拿下金馬最佳美術設計。

  • 這是你事後的察覺,還是當時就發現了?

拍完的時候就感覺到了。導演永遠擺脫不了你自己的時候,不管是你過去的東西或是經驗,那對你都非常累,對觀眾來講也很累,因為誰要去看你的那些東西。當然會覺得我有一種激情,我有一種抱負,或者我有一種人文的關懷或思想,但是我覺得我做電影不是要這個樣子的,電影就是故事跟人,對我來講有時候人比故事還重要。

以前一直會想說,我要拋棄這個東西,就是那種對一個事情的看法,試圖要講一個生命的哲學,或是一種對社會的看法。那是我真的很受不了的。因為電影應該是故事看完之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你從那個解讀裡面看到不同的概況,或是生命、社會的概況,這樣才對,不是導演在講給人家聽,導演講給人家聽,是一件非常囉哩巴嗦的事情。

  • 所以你不滿意的是《停車》裡,鍾孟宏放入了太多自己的觀察跟想法,就像大多數導演拍第一部作品時的狀況。

對,我覺得那是很恐怖的。因為你自己想很多事情,你會想人生有時遇到一些傷痛或磨難的時候,你真正的傷痛在哪裡?傷痛是看不到的,除非是突然來的那種傷痛,藉由哭泣或發洩可以看得到以外。但是事情過了以後,所有存在的東西都是一個表情而已,表情不是傷痛,表情就是生活中會發生的一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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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張畫》讓鍾孟宏奪下首座金馬最佳導演獎。

  • 就像《停車》裡面那一對老夫妻?

對呀!我可能做廣告做很久,因為廣告就是追求美好嘛,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事物美好的衣服,所以我常會覺得,廣告片在討論的這些東西,他跟你講想法、故事、人,但這些廣告公司到底懂什麼,他們都坐在辦公室,吹著冷氣穿著衣服,在想這些事情,人哪是這個樣子?

電影也是很多美好的東西,但是我覺得美好的東西,對我來講永遠都是一個記憶而已,因為人生來就是一個非常悲劇性的生物,因為太多情感了。也就是因為太多情感,所以在很多東西上面都沒辦法滿足,或者都有一些衝突。而那個東西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最有趣的地方。我覺得電影應該就是表現這個衝突,我不覺得只有電影,文學也是一樣,攝影也是一樣,任何創作都一樣。為什麼很多偉大的創作,都是在描寫這種衝突,或是人性裡面很糾結很那個的東西。

  • 創作過程中,新電影對你有產生影響嗎?

我想新電影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回來就沒有工作了!因為常常討論新電影的時候,就會侷限在那個世代裡面的幾個人,那幾個人當然就是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創作者,可是我覺得 1989 年侯導拍出《悲情城市》時,事實上台灣新電影就結束了。後來楊德昌導演的高峰,已經是台灣電影環境往谷底下探了。就變成這十幾年台灣電影很蒼茫,除了那些人在拍片以外,台灣基本上已經沒什麼電影聲音了,雖然偶爾冒出一個,但已經沒有後續的能力,把浪花再延續下去了。

記得有一次影展的時候,觀眾問我說,你會不會很心儀台灣哪個導演?我的答案當然是侯孝賢。他又繼續問,那為什麼你的電影不像他們的電影?我說你喜歡一個人,跟你要跟隨他是兩件事。就像感情,你喜歡她跟你要娶她是兩件事情,你可以很喜歡這個女孩子,但是你不一定要娶她,對不對?那是兩件事情,你是對他有一種尊敬,對他某些電影有一些敬意。

我覺得尊敬這個導演,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尊敬他而已,最重要是因為人。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他就是我很尊敬的人,非常非常的循循善誘,很為別人想,會去關懷一個電影、關懷這個職業的一個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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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我們這樣拍電影》,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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