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欣專欄/從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看台灣電影的盲點與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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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五支短片組成的《十年》,榮獲第 35 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圖片來源:路透社)

在侯孝賢、蔡明亮那一代後,台灣電影到底想要讓人家看到什麼?我們當下定錨所需要的,應是一部好的社會寫實片,時代滾輪已很明顯地變了方向,而且正在劇烈變化中。我們不能再緬懷過去,或活在四、五年級懷舊浪漫情懷中,正如香港勇敢面對自己的《十年》,我們也需有更大的勇氣,突破台灣電影的懷舊盲點,跟國際認知的現實勇敢接軌。

相較於往年少人看又少人轉,像是在辦自家喜事的香港金像獎,這次香港金像獎顯然引來比往年更多注目,主要是因為最佳電影獎頒給了因政治因素被封殺的《十年》——甚至中國在播出頒獎禮時,也剪掉《十年》得獎的重要片段——這對如今景氣蕭條的香港,無疑是個大膽舉動。無論這被視為藝術工作者的浪漫勇氣,或是終究無用的螳臂擋車,讓藝術終於有一剎那脫離政治操控,這仍是象徵性的一步,雖然不知能走多遠。

帶生猛寫實力量的韓國電影

可能讀到這裡,有人覺得這跟台灣電影圈有關嗎?其實是有的,如果觀察近十年來的亞洲電影,韓國電影有著強大且大量的硬派寫實故事當發展主軸,無論是《非常母親》《熔爐》《希望:為愛而生》《看見惡魔》《大叔》等,都是從社會邊緣人、司法問題、貧富差距中,找出具人性光芒的題材,毫不避諱地反映金錢暴力的血腥現實,且體察存於其中的芸芸眾生。

訴諸強烈人文關懷的日本電影

這樣正面迎擊現實的題材,在日本影壇也屢見不鮮,如《預告犯》《圖書館戰爭》《哪啊哪啊~神去村》《戀戀銅鑼燒》《被遺忘的新娘》等,或許和韓國電影相比,鋪陳手法較為輕柔,但針對社會問題,對症下藥的出手仍毫不留情。印度電影也不只是寶萊塢,年初的《披薩的滋味》也有當年伊朗導演阿巴斯(《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樸實的人文關懷。

經濟發燒後,中、小國家勢力正重新分配,甚至後殖民時代已經開始。人人自危的年代,日韓電影有大量題材聚焦在邊緣與弱勢身上,並從他們身上,看到更需要集體努力的未來。表面上殘忍,但其實更長遠而勵志。

香港去年佳片不多 但仍站出自己的位置

香港電影一向以來的強項都是警匪電影,它們曾繁盛到開枝散葉,後來無論片型與演員表演風格,都影響了韓國電影發展,筆者在訪問韓國演員時,不難發現他們自小深受港片的薰陶與影響。曾經,香港不僅是東方的經濟重鎮,也是亞洲的好萊塢,如今這「好萊塢」光環受到韓國與中國的發展夾擊,儘管香港去年的好片不多,但藝術人的骨氣仍在,憑藉著《踏血尋梅》和《十年》,在香港條件貧脊的環境下,也和時代的脈動接軌,因而顯得餘韻十足。

若以政治眼光看《十年》的得獎,被邊緣化的經濟體與其尊嚴問題即是促成《十年》被關注的主因。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未來無論企業還是國家,都是大者恆大,港、台、日、韓與泰國電影在資金與排場上,都比不過中國與美國;而台港處境更慘,不僅資金不夠、市場有限、明星卡司也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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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由五支短片組成,題材皆圍繞香港本地社會。

中國愛情小品產出量驚人(但其實中國各種片型產出量都驚人),而台灣向來受歡迎的勵志片型與熱鬧的賀歲片,在短短半年間,也已離觀眾遙遠。時空短期內已經轉移了,人們若只為了爆米花的快感,會直接買好萊塢的帳,但亞洲共同面對的經濟殊死戰,像是短期內無法力挽狂瀾的社會,更需要藉著電影藝術來表達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求生現實。未來十年,我們溫水煮青蛙的溫馨小品路線,將不可能持續撐住電影市場,看著這幾個月的國片票房成績,就可以發現過往的小清新已經退潮,如同《五星級魚干女》一般的成功喜劇仍難得觀眾芳心。

台港邊緣化處景 能否激發出更多創作火花?

香港《十年》有趣的地方在於,其成本 50 萬,卻迎來 660 萬票房,雖不算是亮眼成績,但這部由短片集合的電影,儘管故事有參差之處,仍呼應時代氣氛,票房等於是香港觀眾消極的政治表態。而《踏血尋梅》描寫從中國來到香港的新移民,忠實呈現面臨貧富差距巨大化的虛無世代,並連結香港前一陣子的青年自殺潮,以及韓國抗議就業與經濟上的不公。未來拍片資金的多寡會愈趨明顯,市場弱勢的地方,如台灣與香港,除非能拍出社會脈動,不然已難以回到僅用賀歲片便能搞定觀眾的年代,過往那代觀眾已經在世代交替,《我的少女時代》 這樣可被大筆資金複製的成功模式,在收割五、六年級的最後浪漫情懷後,也成為無以為繼的公式。

踏血尋梅

《踏血尋梅》改編自香港真實社會案件,於金像獎拿下 7 獎項,成最大贏家。

懷舊已如同吃老本 愈吃愈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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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犯罪懸疑電影《共犯》入圍多項國內外影展,台北票房卻僅 500 多萬。

在社會寫實片這條路線,台灣過去一直仍有餘裕迴避掉它,《海角七號》再怎麼魯蛇仍有熱血浪漫的結尾,整體而言,我們的社會寫實電影仍佔少數,或許以前的國片票房,寫實路線是不討好,如《 BBS 鄉民的正義》《共犯》等;但若要走出台灣市場,跟下一世代的觀眾接軌,一部好的社會寫實片是我們當下定錨所需要的,時代滾輪變了方向,我們不能再緬懷過去,或活在四、五年級生的懷舊浪漫情懷中,而應開始思考別人如何看今日的台灣電影?除侯孝賢、蔡明亮那一代,台灣在這個國際條件差距如此大的時代,想要讓其他國家看到的台灣當代,應是什麼面貌?正如香港勇敢面對自己的《十年》,台灣也需要有更大的勇氣,突破我們的懷舊盲點,和國際認知的現實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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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馬欣

多年寫樂評也寫電影,曾當過金曲、金音獎評審,但嗜好是用專欄文偷渡點觀察,有個部落格【我的Live House】,文章看似是憤青寫的(我也不知道,是人家跟我說的),但自認是個內心溫暖的少女前輩(咦?),著有《反派的力量:影史經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開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