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山的呼喚》導演山田洋次:「不用『觀賞』的態度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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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導演山田洋次榮獲三次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七次每日電影獎最佳導演獎,知名作品包括《幸福的黃手帕》《遠山的呼喚》《東京家族》等。

從搬演超過20年票房卻始終不墜的長壽電影《男人真命苦》,到 70 年代愛情電影經典代表《幸福的黃手帕》,再到顛覆傳統武士形象的國際佳作《黃昏清兵衛》,年近 85 歲、日本國寶級導演山田洋次擅長以時代小人物為題材,運用樸實、深刻且詼諧的手法,反應大眾的生活點滴,被譽為日本的心靈代言人。

我小學一、二年級時看的電影幾乎都是喜劇。

當時因為父親工作(滿鐵)的關係,我們家住在滿州。父親愛看電影,帶我出門散步時常常順道就走進了戲院。還記得傍晚一聽到父親問:「要一起來嗎?」我就會暗自期待今天不知道能不能上戲院,像個乖巧聽話的孩子般跟在父親身旁。每當來到戲院門口,父親停下腳步注視電影招牌和劇照時,我就會看著父親的側臉,滿心期待著:「會不會進去呢?會不會進去呢?」撥開簾幕走入戲院,就彷彿身體被吸進了另一個世界似地,我很喜歡那種伴隨著顫抖的莫名緊張感。

我看電影時似乎經常大笑,所以父親總是抱怨:「帶你來看電影真是傷腦筋,每次都笑得很大聲,實在很丟臉!」那時看的榎本健一、高勢實乘、花菱 ACHAKO 等人演出的各種喜劇場面,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雖然盡是些無厘頭、戲謔的搞笑電影,卻讓人看了心情愉快。不知為什麼,那種有趣的作品現在幾乎已經不可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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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候的山田洋次(右二),當時正在拍攝《男人真命苦》系列電影。(圖片來源:時光網)

我孩提時期的電影回憶幾乎都是喜劇,第一次對喜劇以外的電影留下強烈印象的作品,是小學二、三年級時看的、由田坂具隆執導的《路傍之石》( 1926 )。當時我們家有一個名叫阿文的女佣。那時會到滿州幫傭的,幾乎都是在日本無法生活的貧困農家或漁家女孩。阿文姊是九州五島的漁家女孩,她口中故鄉五島的美麗風光,聽在我這個對日本一無所知的人耳裡,彷彿就像從未到過的外國景色,勾起我心中的想像。

阿文姊曾經帶我一起去看電影。當時是李香蘭(即山口淑子)最紅的時期,她和長谷川一夫合演的《白蘭之歌》( 1939 )上映後大獲好評。詳細情形我已經記不得了,可能阿文姊是他們兩人之中的影迷吧,所以才會請求我母親准她去看這部電影。母親不放心年輕女孩獨自一人出門,那時我雖然還只是小學二、三年級,她還是要我跟著一起去。我當然很高興,因為能看到膾炙人口的《白蘭之歌》,所以二話不說就答應了。那時的戲院會連續播映兩部片子,另一部就是搭配播映的《路傍之石》。我完全沒聽過《路傍之石》這個片名,主要的目標就是看《白蘭之歌》。

然而,如今我對那部《白蘭之歌》是什麼樣的電影已經毫無印象,相反地,搭配播映的《路傍之石》就算過了將近四十年的今天,依舊深刻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那時我就像在看外國電影似地,猛然發現:「日本原來有人過著那種生活啊!」而這部片也讓我感受到,一部優秀的作品與風俗或年齡的差距無關,重點在於能不能讓觀眾感動。尤其是最後的場面:少年吾一一邊擦拭著骯髒的燈罩,一邊聽著有錢人家小姐氣勢凌人地數落他,終於受不了的他將燈罩摔向鋪在庭院的石頭,直到三、四個已經擦拭好的燈罩全都摔碎後,他一手抓起裝著行李的小包袱,踩著木屐走進漆黑的小巷裡,不久後來到大馬路上,漫無目的的少年吾一身影漸行漸遠。遠方一輛路面電車緩緩地行駛著──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畫面。

事實上,這部田坂具隆執導的《路傍之石》去年才在電視上重播,相隔四十年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最後的一場戲幾乎就跟記憶中的一模一樣。再次觀看我才發現,少年吾一走進小巷的那一幕是長長的一鏡跟拍到底,但畫面最後仍然是路面電車緩緩地行駛著。我不禁感動得淚眼婆娑,心想:「電影真是一門偉大的藝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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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田坂具隆執導的《路傍之石》作品封面。

《路傍之石》對我而言的重要意義並非只是作品精采而已。

比起作品本身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旁邊一起看電影的阿文姊淚流滿面的身影。那時我以欣賞外國電影的心情觀看這部作品,但對她來說電影中的情節肯定就是自己的遭遇。即便是小孩子的我也能理解到:「啊,原來少年吾一的生活對阿文姊而言是如此地親近。」一時之間,我似乎也對阿文姊的人生有所認識。

我很喜歡阿文姊,只是我的年紀還沒有大到能夠認真思考她的生活和人生。那時請得起傭人的家庭,說起來也算是中產階級吧!所以我肯定或多或少將阿文姊視為佣人而有所輕視。看到阿文姊為《路傍之石》中少年吾一的命運潸然落淚時,仍是小孩子的我心中突然有種被迎頭痛擊的衝擊感。也就是說,這部電影不是為我而拍的,而是為阿文姊而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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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洋次以《遠山的呼喚》奠定高倉健深情男子漢的形象,並以此片榮獲最佳編劇。

彷彿眼前上映的就是自己的故事一樣,投入電影情節中放聲大哭──原來也有人是這樣看電影的,這對我而言是一項重大的發現。當然,對《路傍之石》我也有我的感動,可是阿文姊不一樣,她把它當成自己周邊更為親近的事,彷彿將電影視為己有地看著。那應該是我過去所不知道的看電影的方式吧!跟阿文姊相比,孩提時期的我得意洋洋地看著榎本健一的喜劇,然後哈哈大笑的態度,其實並不投入,就像與銀幕保持了一段相當的距離。換句話說,我不過是用「觀賞」的態度在看電影罷了。

拍電影時,我經常想起這段少年時期的經歷,而且關於這一點,至今我仍有各種想法。比方說,歐洲人(之所以限定歐洲人,是因為我認為美國的情況有些不同)看電影和日本人看電影時的想法應該相去甚遠吧!我認為歐洲人看電影時,大概不會把電影中出場的人物視為自己的兄弟般有所共鳴。也就是說,我很懷疑像阿文姊那樣流著淚將電影中的人物與自己融為一體,徹底投入劇情之中的看電影方式,在歐洲人的身上同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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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洋次的《東京家族》是向名導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致敬之作,寫實呈現日本社會與家庭關係的疏離狀態。

歐洲人以歐洲人為題材拍電影時,有種獨特的、看待自己生活的方式。那也因此造就出很棒的電影,就連看電影的我們也能陶醉其中,彷彿自己也成了歐洲人。可是我們在拍日本電影時,能不能以歐洲人看待歐洲人的態度來審視日本人自身呢?如果不慎重考慮這個問題,恐怕很容易陷入莫名奇妙的錯覺中。

我想說的不是日本電影只有日本人懂,歐洲電影只有歐洲人才能理解,而是日本人如何看待日本人,外國人看日本電影時是不是也會同樣感動和興奮呢?打個比方吧!雖然對日本人而言味噌湯多麼好喝,外國人是無法理解的,但他們肯定能聯想到與之相當的食物,並為此感到欣喜。也就是說,當日本人認為這種味道外國人絕對不會懂時,或許才是真正與外國人想法相通的時候——我有時在國外旅行時會這麼思考。

有些電影明明是日本電影,卻以外國人看待日本人的態度來描寫日本人,或者反過來,用日本人觀察外國人的眼光來描寫日本人。這類作品最近好像經常看到。


artwrok本文節錄自《只想拍電影的人(日本國民導演山田洋次談電影創作路)》,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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