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線影評/《我們的那時此刻》:「我們」是誰,誰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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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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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力州的《我們的那時此刻》描述電影運動背後的篳路藍縷,並加入庶民觀點。

導演楊力州去年為金馬獎「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項拍了介紹短片,縱使只有短短兩分鐘,從中不難看出楊力州調動觀者情感的功力。除是一雙對素材剪輯的惠眼外,楊力州總能從其擅長的人物訪問中,找出核心的情感共鳴,正因為有「一句話解釋侯孝賢」這個問題,觀眾更為得獎者與創作夥伴間的親密與默契所感動。

但面對金馬獎 50 年歷史的梳理時,楊力州多年來透過各種媒介已向觀眾展示的抒情感性,還能有效的如法炮製嗎?片商在院線上映時,將原紀錄片片名《那時此刻》加上「我們的」三字,成為《我們的那時此刻》,或許是希望更能號召觀眾的集體記憶;但不巧也因為這幾個字,突顯出這部紀錄片的失能與失語。

究竟創作者想要藉此呼告的「我們」是誰?楊力州顯然沒有回答。觀眾卻得被動接收著字卡或桂綸鎂於旁白中使用的諸多詞彙,比如七零年代官方使用的「我們的老蔣總統」「美匪建交」。這樣就更具「歷史感」嗎?但誰跟你「我們」?誰又是「匪」呢?觀眾就這樣硬生生地被創作者吃了豆腐。於是乎,一個立意良好的歷史回顧,終淪為楊力州為金馬獎拍攝的遠傳廣告。

《我們的那時此刻》試映會上,導演楊力州(左)和片中出現多次的影迷。(圖片來源:牽猴子)

噢不,可能連稱為廣告都是失職。觀眾在《我們的那時此刻》看到楊力州野心勃勃,希望藉由金馬獎這個載體,帶領觀眾踏上時光隧道,在回望金馬獎歷史的同時,還能看見共同體生活的過往。於是,觀眾一下子聽著桂綸鎂的旁白,輕描淡寫帶過金馬獎史料,一下子看見台灣電影史被片段片段地介紹,一下子又見楊力州熱血憤恨地述說台灣近代史的不公不義——能否稱「史」尚待討論——一下子更見導演岔出主線,粗略討論香港電影史與回歸歷史。

視角與史觀之混亂,楊力州似乎沒有想清楚金馬獎與台灣電影、香港電影及其各自社會脈絡之間的關係,就粗暴地以各種斷言,為其想說的、想藉此連結的、想讓觀眾看到的,都不用經過史料的證成,更不用說辯證,便妄加定論。

如是的斷言於全片俯拾即是,因果推論不是完全不見,就是草草帶過。或從受訪者一段話,或藉桂綸鎂一句旁白就拍板定案。而就拿全片不斷以配角之姿出現的香港電影來看,在楊力州眼中,香港電影與台灣電影有種不可分割的關係,只要一邊興起,另一邊一定會受刺激而備受挫折,然後急起直追。兩者就這樣被真空抽離於其他自變項,不管是社會變動、兩岸三地,乃至國際關係或世界電影產業發展,所有其他的影響都不及於金馬獎上的競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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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影帝劉德華於 2011 年致詞時表示,「看到台灣電影從谷底往上爬,現在是香港電影最低迷的時候,希望香港電影要像台灣一樣,堅持走下去。」(圖片提供:牽猴子)

而從一開始,楊力州就未交代香港電影為什麼會被金馬獎積極拉攏;又,香港電影人為什麼也同樣重視這樣一個非香港專屬的電影獎?不管是於文化意涵上,為反共而拉攏自由地區的華人;或是於產業上,與全球競奪的邵氏公司;或是因為金像獎尚未出現,而使金馬獎受香港明星重視等因素,楊力州都未做討論。或許可辯駁說,這些解釋可能既冗長又枝微末節,但既然導演於紀錄片後段,多次將台灣電影發展的重要轉折,寄託於香港電影所謂的「刺激」之上,這樣的雙生關係在未解釋緣由之前,總令人困惑不已。到頭來,好幾處的轉型變革都只是因為於金馬獎上失利或勝利似的,更別提金馬獎在不同時期,傾向選擇獎勵哪一種電影、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電影,背後都有其複雜的政治與社會文化脈絡,及自身藝術偏好與定位之問題。當孰因孰果都還難分難解而眾生喧嘩之際,楊力州當然可以告訴觀眾他的見解,但說話必須有憑有據,藉由影像與敘事說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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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那時此刻》多次提及瓊瑤的文藝愛情電影;圖為《彩雲飛》海報。

可惜的是,在處理台灣史或台灣電影史時,楊力州的策略似乎只是揀選幾個代表人物,讓他們的話語強行定義時代。觀眾看到新浪潮前,只有李行和瓊瑤(不見白景瑞宋存壽等),接著就是侯孝賢(和篇幅極少的楊德昌)、陳玉勳、李安,然後穿插幾位香港影人,最後則將蘇照彬、魏德聖塑造成某種台灣電影救星。當然可以考量到受訪者意願與版權問題,也可見楊力州很努力地讓敘事拼圖更加詳實完整,可若真要以「無從訪問」或「不易取得電影片段」就可以選擇性地省略歷史,那只突顯導演在敘事上的一招半式。

然而,當處理不同時代事件之連結時,楊力州又很懂得「善用」影像了。比如在討論《搭錯車》( 1983 )時,楊力州在外省住民房屋被強拆之片段後,安插了前幾年大埔事件的影像,訴諸失去家園不公不義之情,並未隨著時代進步而有所改變。這樣的剪輯卻沒有更細緻地思考兩者時空背景之異同,不見脈絡,只見現象,只見不同時代無助眼淚串連的加乘可能,如此對影像煽情且理所當然地使用,是既危險又不負責任的。

而眼淚或許也是《我們的那時此刻》,乃至楊力州所有紀錄片中的最大武器,可這武器是怎麼被使用?觀眾看到幾個被冠上「影迷」稱號的素人,侃侃而談特定時期的電影對他們的人生意義。撇開幾位電影相關從業人員,這些導演不知從何挑選而來的受訪者,就真能代表或連結銀幕另一端的庶民情感嗎?為什麼所謂的庶民情感是由他們代表,並於片中再現呢?再現的意義是為何?是真實呈現某種庶民觀點,亦或只是滿足導演的特定庶民想像,供作某種情感調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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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力州在《我們的那時此刻》中,試圖藉由金馬獎作為載體,帶領觀眾回望金馬獎歷史的同時,還能看見共同體生活的過往。(攝影:林東亮)

當觀眾看到女工為瓊瑤電影哽咽流淚時,只覺突兀,可惜無法更感同身受;當看到職業軍人為愛國政宣片熱血痛哭時,更覺莫名,霎時間還被教訓了幾句(現在的年輕人如何如何,不知道台灣生了什麼病);當看到年紀較相仿的攝影工作室男孩,為一親偶像芳澤感動時,我們還以為自己突然又在看某家電信業者、或某家吶喊著各種不允許的銀行廣告。我當然相信他們的眼淚是真實的,我們也絕對沒有權力去否定他者的情感,但創作者是如何使用這些眼淚?

對比碧娜鮑許那句名言:「我在乎的是人為什麼動,而不是如何動。」楊力州卻只想讓觀眾單純看見人的各種情緒,看見眼淚,或將他所謂的「庶民」框架定於設想好的身份或職業標籤,套用於寫定的公式(比如女工哭因為她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底層女性,男孩感動因為女神降臨),偷懶地合理化這些人的眼淚與導演自己的斷言,而不是更深層地探究或呈現這些人為何而哭。又為什麼我們會因為別人的哭而感動,攸關情緒如何渲染,或觀眾如何投射。可惜這些都不是楊力州想藉機透過影像對話的,到頭來只淪為用眼淚當武器,挾持觀眾的強盜。

於是,觀眾絲毫看不見理性的說理,看不見不同史觀的辯論空間。金馬獎過去太多惡名昭彰黑歷史,也都在楊力州所訴諸的懷舊情感下,搭配桂綸鎂一貫的文藝呢喃而遭掩蓋,如同後者為血汗超商、資本銀行粉飾之惡行一般輕柔,仿若一切黑暗不堪,都可以因點滴的生活感知而視而不見。面對《我們的那時此刻》中諸多的歷史畫面,楊力州似乎總在爭議之處(對比起前段所處理「家破人亡」影像時的政治正確),試圖對影像保持客觀中立,不見其對影像的反思,後果就是被影像本身的煽動性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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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那時此刻》全片旁白皆由桂綸鎂擔任。

比如金馬獎為蔣中正祝壽或兩蔣逝世的新聞片段,觀眾感受到的並非獨裁之荒謬,在影像渲染下,反而有歌功頌德之嫌;又如香港新浪潮於金馬獎大獲全勝時,旁白提及廣東話此起彼落,銀幕呈現的是港人不諳正統普通話時的窘迫尷尬,或頒獎人的不時糾正,而落在前述香港電影與台灣電影分庭抗禮基調下,影像所暗示的盡是對正統國語的推崇(而非反省這樣華人中心的朝貢納編思維),作為地主代表的台灣輸給了講不好國語的(外來蠻族)香港人。

要注意的是,這裡並不希望對金馬獎的追討,只流於國族主義式的叫囂。但倘若對歷史的檢討與反省永遠無法開始,我們實在難以期待台灣以共同體之姿望眼未來,金馬獎若期許要更昂首闊步地在現有地位下,呈現一個寬容大度的獎項該有的從容自若,恐怕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很遺憾地,看完《我們的那時此刻》,只感嘆政大廣電系教授郭力昕兩年前對紀錄片《看見台灣》的評論,那「感性文化保護網」似乎仍適用於審視《我們的那時此刻》,「如果國內外政治現實情境裡,一定還需要『台灣認同』這個東西,以凝聚集體意志和驕傲感的話,我想問的是,它的內容或內涵,是否只能停留在互拋安慰、呵護、勵志這個層次不可?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只有能力在過去靠悲情和哭調求存,今日則只會在感性與濫情中取暖?」(郭力昕,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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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末段,諸多導演、影評、演員等電影從業相關人員一一向鏡頭致謝;圖為侯孝賢。(圖片來源:goldposter)

《我們的那時此刻》片末,突然來了個兩岸三地影人的集體致謝,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要透過鏡頭感謝觀眾,以這樣一家親的溫馨就能為片名的「我們」解套嗎?還是導演廣告拍多了,忘了自己是在拍紀錄片還是在拍廣告?我想如果導演能拍出更縝密辯證的好作品,讓觀眾能真正回望歷史,從中得到反思乃至感動,我會反過頭來謝謝導演——這或許還來的實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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